盡管剛剛過去興乾五年，對于大明而言，似乎帶著些許不祥，從六月郯城地震之后，水災、旱災就先后在中原大地上接連出現，幾百萬百姓的賑濟，不僅給大明的財政帶來的壓力，而隨后的災民安置等一系列的開支，都壓的朝廷喘不過氣來。可即便是如此，在這一年經過修改的《大明殖民法》還是以朝廷的名義被頒布了，也就在地震以及水旱災發生后，從歐洲和北美接連傳來了大明于美洲獲得殖民地的消息。
這一消息無疑給處于自然災害中的大明帶來了些許安慰，畢竟對于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國家能夠開疆拓土，本身就意味著盛世的到來，盡管那些地方遠在數萬里之外。但是得到那些土地的代價卻是極小。甚至可以說是不值一提的。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國人是不喜歡擴張的，但是對于這種近乎于無本生意的擴張，沒有任何人會去拒絕。
也正因如此，朝廷的官員們迅速制定了《資助移民法》等一系列鼓勵移民的法案。面對自然災害，無論大明的官員是否愿意，他們第一次真正的把海外，視為解決問題的辦法，終于第一次，往海外殖民地移民，成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然，他們之所以會這么做，還出于另一種考慮。大明現在所實施的分封制，勢必將會繼續下去。未來那里的土地很有可能會被分封給皇子。所以勢必有必要加強，盡可能的增加那里的移民，盡管那里對于大明來說無異于天涯海角。
沒有人知道，這一年意味著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年必定將會被銘記在了歷史上，讓后人為之津津樂道。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大明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僅僅半年之中，大明就向海外殖民地以及南洋諸夏，移民多達60萬人，這甚至超過了過去數年的總和。
事實上，不僅是大明在各方百計的推動海外移民，南洋諸夏也在千方百計的引進移民，興乾五年只是開始，而興乾六年對于這個時代的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頭。
這一年，將出正月十五，從南到北一個個港口中，一艘艘商船紛紛駛向浩瀚無際的海洋，船上滿載著來自各地的移民，他們對未來充滿著憧憬，甚至在這些船中，還有數艘是駛往美洲的船只。幾乎每一天都有無數的人們滿懷希望地離開大明，前往那片未知的世界。
沒有人知道，興乾六年會掀開什么樣的序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從這一年開始一切都改變了！
當一艘艘商船滿載移民駛離大明的時候，遠在大明北方的另一端，在那片曾經給中原文明帶來無數傷痛的蒙古草原上，大雪已經開始消融，枯萎的草原再一次長滿了嫩綠的牧草。當然也開始迎來了來自各地的商人。
然而不同與往年的是，現在的草原上的那些蒙古人生活正在改變，盡管大多數牧民仍然在放牧，但是在草原上已經出現了幾座城市，比如庫倫城，就是草原上最大的城市，這里不僅僅是蒙古最大的城市，同樣也是其活佛哲布尊丹巴的駐地，三年前，由大明皇帝出資在庫倫為羅桑丹貝堅贊修建慶寧寺，此后，羅桑丹貝堅贊就常駐于此。按照理藩院與定盟，羅桑丹貝堅贊每年必須向清朝政府進貢八匹白馬和一頭白駱駝，稱為“九白之貢”以彰顯友誼象征。
當然，這種“友誼”也表明，蒙古并不是大明的臣屬，他們仍然保持著很大的獨立性，盡管此時，明軍在蒙古草原上設立有相應的堡壘，可是，卻仍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不過似乎雙方都沒有意圖，現在去改變這一點。
大明對于蒙古并沒有實際上的統治，所謂的“商屯”，也不過只是商業性的堡壘，蒙古人之所以會容忍大明軍隊在草原上的存在，更多是的現實利益——草原需要大明的市場，需要向大明出口羊毛。現在大明和蒙古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朋友，倒不如說是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成為了朋友。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利益驅使下的友誼有時候也是極為穩固的。
每年到了春天的時候，這些商堡就會熱鬧起來，那些綿羊長了一個冬天的羊毛，開始剪下了，成千上萬噸的羊毛從各個牧區往商堡里轉移，那些接受大明冊封的汗王、侯爺們，無不是指往著這筆收入，來維持新一年的生活——奢侈的酒池肉林式的生活，生活既是他們所向往的，同樣也是大明刻意帶給他們的，帶給草原的。
相比與過去中原政權對于草原的百般限制，現在大明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會限制商品的輸入，還會鼓勵他們消費，鼓勵他們過上奢靡的生活。還會主動地幫忙幫助他們擁有過上這種生活所需要的財富。
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只要他們愿意享受這種生活，只要他們沉迷于這種奢靡的生活之中，就不可能再重新回到過去，那種近乎于風餐露宿的野蠻狀態里。維持這種狀態，他們甚至愿意付出一定的代價。
在這個時候，并沒有人能夠理解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效果。但是效果最終還是慢慢的會體現出來。到了那個時候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抗拒。抗拒大明對草原的改變。
現在這一切不過只是剛剛開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