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群眾開槍讓巴黎群情激奮，拉法耶特不得不在不久之后辭去職務，然后跑到了外省，就此離開了法蘭西的最高舞臺。
一年之后，大革命來到了風云激蕩的1792年，拉法耶特預感到革命將會徹底失控，全國各地都有失去秩序的風險，因此他回到巴黎，希望能夠阻止雅各賓俱樂部掌權，但是他很快就失敗了一方面他并沒有什么搞陰謀政變的才能，另一方面，如今失控的時局，以及舊有權威的全面瓦解，已經注定了革命將會走向全面激進化，拉法耶特一個人也不可能改變什么。
在一切行動都失敗之后，預感到即將大禍臨頭的拉法耶特在這一年逃出了法國，逃到了他曾痛罵過的“反動專制”的奧地利，他當時的所有名譽也隨之化為烏有。
不過他畢竟保住了命，在他逃離之后沒過多久，國王和王后紛紛走向了斷頭臺，而原本積極參與革命的那部分貴族們，也大多數都死于非命，其中就包括了上一代的奧爾良公爵。
總體來說，拉法耶特因為參與了美國的革命而在法國贏得了崇高的聲望，美國的起義成功也讓他感到飄飄然，他以為理想可以輕易實現，結果卻被現實狠狠地教訓了一番。
他想要以立憲革命來挽救國家，結果以國王為代表的舊制度，容不下他這個“叛逆”；而被激發起來的第三等級，又嫌他不夠“革命”，最終落得里外不是人，英明盡喪。
直到1797年，雅各賓派們紛紛被送上了斷頭臺，法國的秩序重新開始穩定之后，拉法耶特被遣送回到了法國，這時候他不再具有操縱政局的影響力，只是成為了普普通通的議員，國家大事再也跟他沒有了關系。
而這個務虛的角色反而更加適合拉法耶特，接下來的30年里，拉法耶特就以議會為舞臺，唱盡了高調，也在歷史轉折的每一個關頭上都留了名。
1814年，正是他在議會當中帶頭向拿破侖發難，說了“法蘭西已經為您流夠了血，絕沒有任何對不起您的地方，現在大家已經受夠了，請您退位吧”之類的話。
盡管他的話其實并沒有錯，但拿破侖到死都沒有忘記這件事，他還在遺囑中專門列了一條，故作大方地怒斥了拉法耶特，“在法蘭西仍物力豐盈的時候，遭到了兩次不幸的入侵，其后果應歸咎于馬爾蒙，奧熱羅，塔列朗和拉法耶特的背叛。我寬恕他們－﹣愿法蘭西的后代也如此”。
1815年之后，他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和嚴厲清算，他要求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并且為此和保王黨們打了多年的嘴仗；
而在1830年之后，奧爾良公爵篡位上臺，并且才用了拉法耶特衷心期盼的君主立憲制政體，他對此大加贊賞，稱贊七月王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完美的政體”。
每一次，時局都不由他創造；但每一次，他都能夠在時局當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他的支持者們認為他站在“善”和“正確”的那一面，寬容開明，是溫和的人道主義者；而他的反對者們則認為他唱盡了高調，享盡了大名，卻在一生當中毫無建樹，只是個嘴炮分子，一旦讓他去做什么他就幾乎全搞糟了。
但不管怎么說，至少他活了下來。
在幾十年腥風血雨的風云變幻當中，路易十六、米拉波、羅伯斯庇爾、菲利普平等、拿破侖、路易十八等等這些叱咤風云的大人物，都已經化作了黃土，甚至有些人還死于非命，他卻還活著，而且依舊得享大名。
他也許不是勝利者，但是卻成為了幸存者或者說，正因為他不夠具有威脅，所以他反而能夠活下來。
而作為一個實干家，同時作為波拿巴家族的支持者，諾瓦蒂埃侯爵蔑視拉法耶特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他的輕蔑幾乎毫不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