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規定國子監生可直接參加京府鄉試，洪武十七年，監生多有中京闈者，太祖即令禮部“出榜”，于其“原籍去處張掛，著他鄉里知道”，以“光顯他父母”！
次年“會試，國子生多在前列，上大喜；二十一年三月殿試，上以監生任亨泰廷對第一，召祭酒宋訥褒諭之，命撰《進士題名記》，立碑于監門”，由此，進士題名碑相繼不絕。
如此高規格的表彰和激勵，再加進士優越的出路，自然就把國子監教育引導以科舉考試為軸心的軌道上來。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又規定以各府、州、縣學生員考中舉人的多少作為考核其教官稱職于否的主要依據，更是以硬性的制度手段把府、州、縣學教育限定在科舉附庸的地位。
除此之外，還確立了監生入仕制度。選拔太學生或國子生之優異者直接入仕，自漢以來，代不乏例，宋徽宗還曾一度以太學上舍生入仕完全取代科舉考試。
但總體說來，明代之前，國子生并未獲得當然的入仕資格，由學校直接入仕在整個官員隊伍中還是少量的。而到明代，監生入仕則成為常例，也即監生只要按規定完成了肄業和歷事，就可獲得選官的資格。
通明一代，包括舉監、貢監、例監和蔭監在內的各類監生成為朝廷選官的最主要來源，這對于提高官員隊伍的整體文化素質，進一步擴大明朝的統治基礎、增強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的凝聚力，皆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到了明末官學落敗，私學開始盛行。著名的東林黨也是在明末時大興的私學中誕生的。
嘉靖事情，官學已有落敗的跡象。
此次張居正新政變法，就有對大明教育改革的內容，主要是打擊私學亂象，重振官學。
了解到這些信息，嘉靖皇帝一聲嘆，大明教育的輝煌和現在的問題，短時間解決不了，也難以幫助他短時間內完成任務。
“教育問題，還是等張居正改革時再解決吧。”
嘉靖皇帝只能另辟蹊徑增加順天報的銷量。
“主子，李時珍來了。”
今日在皇帝身邊當值的呂芳稟報。
聽到李時珍的名字。嘉靖皇帝靈光一閃：“對了，可以開辦醫學院。”
開醫學院，一舉多得。
首先發展醫學，將來身體健康更有保障。壽命有了，但得病也可能死去，所以醫學越好，越能保證嘉靖皇帝活的長久。
其次，可以增加更多讀書人，以后可在醫學院賣順天報。一月增加一萬份銷量也好。
還有，嘉靖皇帝準備將一些醫學書籍打印出來讓李時珍等人研究，之后再傳授給更多的人。
半年內，創辦一所不錯的醫學院，應該沒多大問題。
而且嘉靖皇帝想自己拿錢創辦醫學院，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發展醫學。
突然腦中傳來系統聲音：“恭喜宿主，獲得新任務。兩年內創辦不少于五千人的醫學院，完成任務可獲得兩年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