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們大多都是年少成名，因為他們在年輕時即十分了得，展露了相當的才華。
程頤與兄長一并師從濂溪先生周敦頤，邵雍，跟隨名師自也有了高于常人的知識和眼界。
十八歲時來京師，他即作了一件事，以學生的身份上書天子，懇請廢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
此疏當然是沒有得到天子重視，不過可見程頤的志向。
后來程頤入了太學，拜入胡瑗門下。
當時胡瑗出了一個題目，顏子所好何學之論。
程頤在文章里云。
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圣人也。
此文得到了胡瑗的贊賞。
儒學原先就是出世之學，但明誠一說提及，儒學也轉入了儒學‘明心見性’之說。
章越聽到這些也明白為何自己以大學‘正心誠意’之說，會得到胡瑗的贊賞。
原來這是時代在召喚我們。
當然此說遭到很多人的抨擊，正如后世的人批評理學的原因一樣，認為理學近似于佛老。將儒家好好一個入世之學，變成了出世之學，這是孔子原來的意思嗎？
但問題來了？為何理學會得到這么多儒家大佬的支持。
儒家是入世之學，但人都要知道些出世之學，用此尋求心靈的安慰。普通老百姓可以尋找宗教的需要，但士大夫呢？豈不聞子不語怪力亂神。
儒學放棄出世之學的后果是什么？失去了‘市場’。
一個學說哪怕說得再好，但首先必須保證生存下來。
所以理學即承擔了為儒學更新補丁的任務，哪怕有些瑕疵，但也唯有留給后來人解決了。一代人只為一代事。
如果不更新的后果是什么？儒學只余空喊口號了。
好比東晉士大夫都是玄學與儒學合學，儒學是官方指導思想，入世的行為準則，不得不學。玄學是士大夫自學，因為喜歡學或者看不慣你司馬家玩弄名教，咱學別的。故而玄學的本質是什么？拋開具體事務，專談本體之論。
很多人都諷刺儒生空談誤國，但魏晉玄學的清談，才是真正的空談。
至于玄學的明體之學，也分為‘崇有’和‘貴無’。這與王學的‘四有’和‘四無’之爭如出一則。
那么問題來，你是愿意在入世的儒家下討論本體‘有無’之學，還是在出世的玄學范疇下討論本體‘有無’之學。
聰明過人的可以‘四無’，愚鈍頂點的可以‘四有’，但是世上的人大多差不多，只是聰明多些的，愚鈍多些的區別。
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實踐（事功格物）來認識自己的，但也可以認識到‘新的自己’再去實踐（事功格物），這是一個交替的過程，而不是一觸而就的過程。
所以說大學講作‘親民’，程頤將親民譯作‘新民’。
作新民，使民更新。也就是‘茍日新，日日新’。
只要勤學向上，努力更新，每天都是一個‘新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