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不是什么圣人，也有**，也會為金錢、地位、名聲而煩惱。
人有欲動力，也正是這種**讓約翰在醫療實驗領域下狠下研究奮斗，成為了米國癌癥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
如果沒有戴森，約翰的日子或許會和過去幾十年一樣，做實驗、做研究、取得成果、獲得金錢和名譽。
但是戴森的出現讓約翰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醫學是為了什么，醫學的初衷不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遠離疾病的痛苦嗎？
約翰在戴森去世后，詳細的研究了抑制基因表達療法的藥物，發現根本沒有機會去復制了，米國最先進的生命科學水平和夏國的盤古科技相差太遠了。
約翰在《紐約時報》實名制撰文，為的不是自己，是米國和全球無數向戴森那樣的肝癌患者。
“醫學科技是沒有國界的。”約翰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道。
約翰的實名制撰文當然也惹怒了安德森癌癥治療中心，惹怒了百時施貴寶公司和他們背后的米國資本們。
他的文章無疑是撕開了米國醫療科技界的最后一塊遮羞布，偉大的米國科技界還是有丑陋的時候。
約翰也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他被安德森癌癥中心開除，甚至被整個米國醫學界所厭惡。
約翰失業了，但是他這個年紀也不缺錢，他加入了一家關愛癌癥患者的公益性組織，希望能夠幫助其中的肝癌患者到夏國去治療。
另外，如果非要說米國有什么優點，那就是這些媒體，可以不顧事實的報道新聞，也可以為了眼球反過來馬上打自己的臉。有時候東方人還真的看不懂西方人。
蕭銘看著《紐約時報》的報道，說道：“這個約翰教授，應該就是前段時間來江大附屬醫院治療的米國醫療團隊的?”
“應該是。”高思綺說道：“我讓安保人員對比過這名約翰教授和前段時間來江大附屬醫院的病人家屬圖像進行了對比，發表文章的這個約翰和幾周前一名米國患者的家屬是同一個人，他是米國安德森癌癥治療中心的研究人員，也是肝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好像還是一些實驗項目的研究組長。”
約翰的這個身份讓蕭銘更是有些疑惑了，按理說這樣的身份根本不會在《紐約時報》發表完全和米國主流意見相反的文章。
蕭銘可不敢期望于某個歐米科學家良心發現站在夏國這一邊，蕭銘的頭腦很清楚，無論西方的輿論是怎樣的論調，盤古科技必須按照自己的步驟走，主動權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既然米國有這樣的良心科學家，那么我們還是表達一下我們的態度。”
蕭銘指著《紐約時報》文章上的一段話說道：“約翰說醫療不分國界，希望夏國能夠包容全球的患者。希望米國拋棄成見和夏國進行科技合作。”
蕭銘對高思綺說道：“醫療部分國界，但是實驗組是分國界的，是有立場的。所以米國能不能拋棄成見和夏國合作，這個我們不管，因為要不要合作不是米國說了算，是夏國說了算，是我們盤古科技說了算。但是我贊同他說的前一句話，包容全球的患者。不管你的國際、民族是什么，遭受的病痛是相同的。”
高思綺補充說道：“所以，我們需要表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