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火了之后，有些東西必然是會改變的。
……
這個月結束，
林婕依舊占據著新歌榜第一，甚至于她的歌已經排入了金曲榜中去了。
金曲榜是這么年來，一首歌的總銷售量結合播放量，評論數綜合出來的榜單，可以說是全國最權威的榜單，能在上面有一席之地，每一個都經歷過大紅大紫的階段。
林婕也因為正式被媒體奉為天后，并且是最年輕的天后！
而這背后的創造者周謙也被人們不斷提起，要不是他是真的沒有在娛樂圈有一點聲響，不知道有很多人會瘋狂的找他求歌。
而縱使這樣，所有歌手們都希望能夠從周謙那里得到他的作品。
周謙和林婕本人也沒想到自己會火到這個地步，他們知道可能會火，
但現在這程度有些太夸張了些。
讓他們一時間沒有了適應過來，好像瞬間就成為大明星了，還是全民皆知的那種。
（時間不夠了，我先發布了，加夜把剩下的寫了。）
有些吃驚。他用不少篇幅強調，倫理在根本上涉及個體和他最內在的自我：“倫理利益只存在于一個人自己的實在中。”（《附言》第288頁）凡試圖外化它，或使它客觀化，無論是以“世界歷史”的形式還是以社會公認的規則和規范的形式，或二者兼而有之，都是大錯特錯的：相信倫理生活證實“形而上的原則……即外在的就是內在的，內在的就是外在的，二者完全同量”，這對那些被困在日常生活的“經緯”中的人們，或許有一定的誘惑力；不過，這種“誘惑力可以被滿足，也可以被征服”（《附言》第123頁）。倫理首先和個人的“內在精神”有關，凡想破壞或侵蝕這一重要見解的，我們必須進行堅定的抵制。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點？雖然克爾凱郭爾利用筆名無疑使事情復雜化了，不過，即便是最贊同他的評論者也難以聲稱他的著述一向具有清晰的連貫性和精確性。在我們眼前的這個例子里，我認為必須干脆地承認，（無論多么令人困惑）他在構建《附言》中的倫理模式時所用的方式與對這種模式的描述常常明顯不符。在那些他主要關注將該模式與宗教模式進行對比的情形下，這種描述是占統治觸及一個重點，克爾凱郭爾在《附言》中關于宗教信仰的敘述最終轉向了這一重點。他堅稱，信仰1950）曾把存在已經看到，他指出，如果認為超然的或觀察性的思想模式為客觀研究的淡然態度，和投入或參與到行為及實際意志中的態度——有天淵之別。在這種強調的某些方面，人們會拿他所運用的方法與康德對理論觀點和實踐觀點的區分進行比較。如果我們在某些科目或學科分支如數學、歷史或自然科學所設置的界限內采用前者，不會出現反對意見。不過，一旦旁觀的或外在的態度得以漫延過恰當的界限，吞沒它所涉及的一切，導致個體作為行動和選擇的特殊中心忘記其獨特的個性，那么誤解便出現了。不管在思辨的唯心論中個體被說成只是絕對精神的一個工具，還是在物質主義某些由科學影響而生成的形式方面，個體被視為由因果關系調節的宇宙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最終由不受他控的規律和力量所支配，這種情況都會發生。關于后者的一個觀點也許可以說來自斯賓諾莎，不過更明顯的來源是法國啟蒙運動的某些代表人物。然而，無論出自何處，所有這些觀點都篡改或大大遮蔽了一個視角——如果我們把自我當成積極的、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來思考自己的能力，人人都過著具體的生活，要作出具體的決定，那么這一視角是絕對必要的。設想我們可以采取一個自己想象的先驗立場，這意味著在一個人遭遇問題，這些問題又需要作出個人抉擇而無法進行客觀研究的時候，就無法正確理解他作為一個人意味著什么。正如克爾凱郭爾在1843年一篇著名的日記中所說的，在此意義上，我們無法找到阿基米德式的“安息之地”：
正如哲學家所說的，生活必須向后去理解，這完全正確。不過，他們忘了另一個觀點，那就是生活必須向前活。
（《日記》第127頁）
當我們作為事不關己的旁觀者或研究者“從外部”去思考事物時，我們是怎么想的，這和當我們作為固守形式的行為者采用“從內部”的觀點，努力實現似乎毫無爭辯余地的具體意圖時，我們是怎么想的，二者之間有重大區別。克爾凱郭爾強調主觀性，其部分原因或許在于，面對那些或者忽視如何看待實際投入的意義、或者用巧辯來把它搪塞過去的人，他希望著力重申和強調這種意義。我們不能認為一切，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行為，都可以從純粹觀察性的或解釋性的方面來看待。他不想否認人們常常假裝并非如此，人們認為自己服從客觀范疇或種類，因而行為不得不受到限制：人們由此認為自己被賦予一種無法改變的品性，就像處于審美意識的某種表達中。此外，他們也許認同于某一特殊的角色，甚至（至少基于對倫理的某些解釋）想象自己無可奈何，必須遵守社會認可的規則和義務。不過，所有這些觀念都涉及種種的自我欺騙，必須予以揭露和曝光。克爾凱郭爾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它們，可以說開創了對不真實和虛偽（mauvaisefoi）的剖析；在后來的存在主義文學中，對上述兩方面的描繪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薩特，他認為“個體的主觀性”是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堅稱有必要認清這種主觀性要求些什么，有必要弄清我們生而為人或為我們的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不能把它推給某種臆想的客觀決定因素而加以拋棄。薩特這樣說并非空口無憑。
圖13讓-保羅·薩特（1905——1980）
在克爾凱郭爾的作品中，這一主題非常清晰。在《附言》中，它以不同形式貫穿始終。即便是這樣，按他的情況，還有更多的問題有待探討。宣稱我們不能僅僅作為觀察者而活著，宣稱要充分描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就必須明白地面對在行為中占據主要位置的主觀視角所提出的主張，這是一回事；在寫作中，這一視角似乎歸根結底應該得到優先的地位，這是另一回事；主張只有參照這樣的觀點，我們才能正確理解倫理和宗教的論都有助于明確他與眾不同的觀點，并且，這些爭論都與人們嘗試區分經驗的兩種層次有關。在某一方面，這種區分的某些含義似乎比迄今為止所分析的要更極端。
最后這一點上的眾說紛紜已令評論者感到迷惑。在克爾凱郭爾述說時，似乎就其特征來說，客觀沉思通過運用一般術語和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妨礙對存在之基本特性的理解，而似乎只有通過行為的這種內在意識，我們才真正注意到后者。然而，雖然克爾凱郭爾表述自己思想的模式常常顯得夸張或誤導人，要理解讓他這樣做的潛在思慮并不太困難。這種思慮最終與我們自己有關，我們參與到他所關心的“生存進程”中，是負責任的、自我做主的參與者，這有別于自然的其他萬物。此外，他對人類處境的主要看法是，我們在生活中應該時時要求自己關注自己作為個人的終極價值和終極命運；通過比較，所有其他的考慮因素——包括與認知性或理論性研究有關的——都變得不重要，最終將被視為沒有關聯或令人分心的。他對“內在性”的強調反映出這一重點，這一“內在性”與其所說的主觀性不可分離。內在性不能被等同于內省我們自己的精神狀態這一習慣；否則內在性就成了一種超然的沉思，而不是積極的投入，這相當于把它比做一種觀察的態度，克爾凱郭爾把這種態度和客觀性聯系在一起。相反，它表現為自我承諾，以及履行這種承諾的精神：一個人要表現出內在性，得通過他形成的決心、他認同于這種決心的真誠程度，以及這種決心在多大程度上掌控他應對自己所面臨的處境的方法。如此理解內在性，它便和在《附言》，這又是另一回事。這些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