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奇連忙上前答道：“學生甘奇。”
包拯聽得“學生”二字，微微皺眉，問道：“訴狀中說你不學無術，只知街頭浪蕩，怎敢在本官面前自稱學生？”
一旁的國子學學生甘正，自小與甘奇就不是一路人，也看不起甘奇這個村中自知街頭浪蕩的富家子弟，此時聽得甘奇自稱“學生”，立馬也開口斥道：“甘奇，你學得幾個字，入了哪個官學？豈敢在包龍圖面前自稱學生？”
大宋朝，是真正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平民百姓見了官，都是“小的”、“小人”這種自稱。能自稱學生的，那一定要是真正有些墨水的后進讀書人。這是極其重要的禮節。
甘奇倒也沒有想到自己自稱一聲“學生”會帶來這么多麻煩，也是甘奇不愿意稱呼自己為小人之類，所以選來選去選了個“學生”的自稱。
但是甘奇也不心虛，看了一眼甘正，答道：“包龍圖，告狀之人，自然是想方設法來攻訐被告之人。學生書香門第，父親更是中過舉人，自小也讀書進學，而今也勤學不輟。如今受人誣告，不過是因為老父已亡，家中卻還有余財，懷璧者也。”
“恬不知恥，你也敢自詡讀書人？你是讀了哪本書？進了哪個學？在包待制面前，你也敢如此信口開河？”甘正說得義正言辭。待制，與龍圖一樣，是包拯作為開封府權知府的尊稱。
大堂之上的包拯卻是眉頭深皺，一個國子學的學生告狀，訴狀也寫得工整清楚，包拯本以為案件應該好審，卻不想這個被告一番話語，用詞用語當真不像是那不學無術的街頭浪蕩子。
包拯問了一語：“甘奇，你可考過功名？”
甘奇答道：“回稟包龍圖，老父在時常言厚積薄發，教導學生不可眼高手低。所以學生自以為還未做好萬全之準備，不曾考過功名。”
大宋朝與明清在科舉制度上是不同的。首先宋朝不組織正規的秀才考試，科舉直接從考舉人開始。考舉人的資格，多來自地方推薦，或者地方舉行一些自己的選拔考試。
考中舉人，接著考進士，這個過程需要一氣呵成，舉人資格往往是一次性的。當然，考中舉人，地位與身份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朝取仕，更多依托官辦學校，考試的資格也多來自各地官辦學校。
甚至太學與國子學的學生，有被直接推薦去考進士的資格，后來三舍法改制，國子監里的學生甚至畢業了有直接當官的資格。
進官學，對于宋朝學子而言，是一件不那么簡單的事情。
包拯聽得甘奇如此話語，更是皺眉，心中似乎又覺得甘奇這種話語不太可信，但也沒有直接妄下定論，而是思索了片刻。
此時甘正氣憤又道：“包待制，切勿聽信這廝巧言善辯，他本就是個街頭浪蕩子，潑皮無賴般的人物。而今我父身為族中宿老，管教他敗家行徑，便是怕他把其父一輩子的心血葬送了去。奈何此子頑劣不堪，竟然不服管教，無奈唯有一紙訴狀告到府衙，還請包待制定奪。”
這個時代，家族是整個國家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從漢唐以下，皇權再也不下鄉，漢唐之前，還有亭長里長這一類的基層官府職位。到了宋朝乃至往后，基層都靠自治，家族鄉紳管理。
這也是漢唐之后的朝代，基層動員能力下降的原因所在。皇權不下鄉，其實也是國力的一種下降。
所以甘三爺用這種借口狀告甘奇，在民間禮法上，是有一定道理的。
問題就在于甘奇是不是那般不學無術浪蕩子，是不是個敗家玩意兒。這一點很重要。
思索之后的包拯，終于開口問道：“甘奇，你平常里擅長什么？是圣人經典？還是文章詩賦？亦或者曲調詞牌？”
要說包拯，當真不負名頭，審理案件還真極為公證，按理說國子學的學生來告，訴狀的可信度本就極高。包拯卻還是兼聽則明，給了甘奇一個自我辯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