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孫傳庭在山西清田時查抄了數十個豪紳后，崇禎皇帝一直都惦記著剩下的三戶晉商，可卻一直沒查出端倪來。
原來這三戶原籍雖是山西，但卻并未在山西境內做生意，而是在張家口，孫傳庭大肆查抄僅剩對三人而言無異于打草驚蛇，便將產業以及生意向東轉移。
失去了五個盟友的黃臺極對關內物資的需求更加緊迫，這也使得剩余三戶更加頻繁的調集物資與建虜貿易，雖然賺的比以前更多，但同時也增加了風險，以至于被盧象升順藤摸瓜一鍋端。
據統計，除了商隊查貨的糧草二十萬石，以及生鐵數十車之外，在三個晉商的老巢共起出地下銀窖多達七個，查獲白銀六百四十萬兩、糧草三十六萬石，一應商鋪、珠寶無數。
盧象升在信里還打了馬虎眼，用幾乎跟孫傳庭一樣的理由，說為了避免往返運送糧草的損耗，從這些查獲的糧草中扣除了當月的糧餉，只將剩下的運回京來。
不論如何這對崇禎皇帝也算是一筆意外之財，崇禎皇帝當即寫了道中旨，將三戶通敵賣國的晉商滿門處斬，而后又令外務府的曹化淳以此案為反面教材，在大明各地宣傳，抨擊無良奸商之可恨。
四月十五日，朔望朝，崇禎皇帝以通敵之晉商案為契機，宣布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征收商稅，這事兒去年除夕就已經有了風聲，群臣們其實早就有了心理準備。
之所以拖了四個月才正式提出，是因為戶部需要根據民間的具體情況來定稅率，譬如關乎底層百姓生活的菜米油鹽醬醋茶，肯定跟珠寶店、青樓娼館稅率不同。
還有就是具體怎么征收，怎么防止上古作假、逃稅、避稅，還有就是什么樣的商賈需要征稅，不能死板的瞎征稅，擾亂了經濟秩序。
比如街邊賣菜的小販，和開糧鋪、雜貨鋪的店主，倘若都視為商賈，就是對底層百姓的壓迫了。
為此，崇禎皇帝沒少給內閣首輔溫體仁、以及戶部尚書陳奇瑜開小灶，講述他對后世稅務體系的十分淺薄的理解。
稅務系統其實是個非常復雜、且關乎今后大明商業發展的大計，弄好了，就是經濟騰飛，弄不好適得其反，民怨沸騰。
溫體仁與陳奇瑜這段時間，經常在文淵閣內因為稅務的具體問題辯論的臉紅脖子粗，最后爭不出個所以然來，就腆著臉去讓崇禎皇帝定奪。
不過不論如何，商稅征收的具體政策終于敲定，由戶部尚書陳奇瑜、內閣首輔溫體仁起草，崇禎皇帝校訂并加蓋玉璽的《大明商律》就擺在了眾人面前。
這部《商律》足有三百頁，第一批次總共刊印了兩千本，分別傳至各省、府、州、縣官員傳閱，而后流于民間。
商稅由大明戶部統一征收，而非各府縣地方官員來收，為此在兩個多月前，陳奇瑜便開始擴充人手，選任派往各地的稅務官員。
“諸位愛卿都瞧瞧，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說。”崇禎皇帝好整以暇的坐在龍椅之上，這部《商律》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的心思和精力。
王承恩將刊印好的《商律》給大殿內的高級官員每人發了一本，如今的崇禎皇帝就好像自己的寶貝等待被別人夸獎似的，微微笑著看著朝堂上的百官。
內閣成員此時倒都很鎮定，拿著厚厚的《商律》簡單的翻越了兩下便停下，畢竟原稿他們早就看過了。
其余文官們也大多贊不絕口，這些文官基本都是新提拔上來的，且家中并沒有多少人做買賣，朝廷能多謝稅收，跟他們又沒有什么利益沖突，自然都沒人去觸犯崇禎皇帝的虎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