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貴兵從市一中的張記西鳳渡魚粉店離開后，就回到了龍景園罐頭廠，他干的第一件事兒就是找他老媽聊天。王家母子談心的場面可真不多見。以前王貴兵在街上溜達那會兒就整天不著家，現在跟著張云起創業，那就更著不了家了。
王貴兵跟他老媽扯的是罐頭廠的事。
這件事王媽也關心的緊，雖說現在兒子有出息能掙大錢了，她不用靠罐頭廠的那點工資討生活了，但畢竟在罐頭廠工作生活了大半輩子，感情淺不了，尤其是看著以前那些一起工作生活的老職工們，為廠子賣了大半輩子的命，現在停工大半年，工資快一年沒發，好些個沒積蓄的已經斷糧，偏偏一大把年紀，創事業又沒那個心氣和能力，為了討口飯吃，女的偷偷跑到菜市場撿爛菜葉，男的就去水泥廠賣苦力，她心里是真不好受。
然而這些苦難也不算什么，她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總相信國家相信政府，能夠幫助罐頭廠度過這次的難關，他們也不求大富大貴，只要廠子在，恢復生產，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那也就行了，但是，她那個兒子王貴兵卻一臉篤定的告訴她說：“罐頭廠搞不下去了，全部職工都要下崗分流。”
不僅對王媽，對于整個罐頭廠近兩百號職工來說，這句話都是晴天霹靂！
然而王貴兵把這事兒告訴他老媽之后，就沒管了，他隨后聯絡了幾個龍景園罐頭廠欠債務的供貨商，天天到龍景園罐頭廠拉橫幅堵門靜坐討債，王貴兵則是跟李季林繼續磨承包經營罐頭廠的事情。
在這期間，王媽很好的承擔了廣播員的作用，上了年齡的人嘛，閑得慌，就愛扯家長里短，她跟身邊一些關系近的老職工一說，沒有過多久，整個罐頭廠就都知道了這件事情——全部職工都要下崗分流！而且言之鑿鑿，最后卻連消息從哪兒傳出來的都搞不清楚，加之前天廠長李季林對部分員工承諾過有大老板收購罐頭廠，會安置好職工的承諾沒有實現，而供貨商天天堵門拉橫幅討債，搞得罐頭廠風聲鶴唳。
這些事兒湊在一起，真是往干柴堆里扔了一粒火星子，整個罐頭廠都要炸了！
下崗，是龍景園罐頭廠大部分職工最后的底線，也可以說是九零年代幾千萬國企職工最后的底線。回顧九零年代的下崗潮，那應當是幾代人的慘痛記憶，但如果究其原因，太多太多，國企效益不佳，重復建設導致產能過剩，市場需求就這么多，但是為了政績，為了升官，許多地方的領導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于需求。還有就是技術設備落后，歷史包袱沉重，私企、外企、進口商品的沖擊，冗員過多，相較于私企，國企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競爭力，但是在國企，只要職工遵紀守法，你就得終身雇傭，裁員是極其困難的，畢竟是得罪人的事情。
以上原因，致使國企連年虧損，債臺高筑。
要知道，以前的國有企業是由財政撥款的，但是在1983年改為了銀行貸款，由于經營不善，國企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又差，貸出去的錢銀行難以收回，但銀行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儲戶來提款，你得有錢給人家。今天這家企業還不回來，明天另一家企業還不回來，不良債權的數量越來越龐大，極易導致金融危機。如果真的發生了，老百姓的畢生積蓄又找誰討要呢？
國家只能通過行政手段搞側供給改革，終止重復建設、清理過剩產能、兼并破產落后企業、下崗分流勞工。
這場自九零年代初發起的浩浩蕩蕩的中國國企改革，在1998年到達了頂峰，而它的實質卻是一次大范圍長時間持續性的企業無責任解聘行動，毫無疑問，這件事兒違反了勞動契約，然而，里面的是非對錯恩怨情仇現在已經沒法厘清了，很多經濟學家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往往會冠以“一個經濟轉型國家必然付出的社會代價”的說辭，但是，超過2000萬國企工人下崗所帶來的啼饑號寒，未免太沉重了點。
1998年，劉歡唱了一首紅遍全國的《從頭再來》：“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風雨……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在當時，這首歌是唱給下崗工人的勵志歌，只不過，被勵志了的下崗工人們可能就要問：“只不過？你他媽拿大半輩子的時間換一個‘從頭再來’給我看看！”
1999年，黃宏演了個小品《打氣兒》：“廠長特別器重我，說單位減員要并廠，當時我就表了態，我不下崗誰下崗！”
然后，黃宏被輿論入了媽。
賈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記》里，有一個工人問廠長：“二十多年，我有沒有遲到？二十多年，我哪年不是先進？憑什么我下崗？”
然而并沒有用，他還是光榮地下崗了。
青年下鄉，中年下崗。這是一個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在歷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數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風浪裹挾著，漂來漂去，想要掙脫，卻又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