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吩咐起來是三言兩語，對郎喬來說是一大堆瑣碎的工作，光聽就覺得汗毛都炸起來了，偏偏駱聞舟還補充了一句：“費渡那句‘推手不見得認識綁匪’的推論如果是正確的，下一刻沒準會發生什么，這變態為了博人眼球，不定干出什么事來，到時候受害人就危險了，你快點，別耽擱！”
郎喬倒抽了一口涼氣，被他憑空加了兩噸半的壓力，再也顧不上管過氣上司與小鮮肉之間的暗潮洶涌，撒丫子就跑。
長時間無人操作，費渡的手機自動鎖屏了，鎖屏的背景是系統默認的，金屬的外殼被駱聞舟握得發熱。他抬起頭，遠遠地看向費渡，見他正和胡震宇、周懷信他們十分熟稔地說著什么，肢體語言十分放松，大概是在交代周懷瑾被綁架一案的調查進展吧——駱聞舟沒去管他，反正費渡不至于說錯話。
很久以前，駱聞舟覺得費渡是個危險分子——
雖然人類的高尚與卑劣是上下不封頂的，但從小在法制社會的秩序中長大的普通人，在非極端情況下，思維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好比如果得知有人在聚眾干壞事，正常人的反應無外乎是“勇敢好奇地去調查一下”、“有理有據地向有關部門舉報”、“懶得管默默走開”等等，偶爾有道德比較敗壞的，或許會禁不住誘惑同流合污。
但類似“殺一個人拋尸到人家的活動地點，借以引起警察注意”這種想法，就不怎么常態了。
和平年代里，即使是窮兇極惡的殺人犯，骨子里也知道置人于死地不是一樁吃飯喝水似的尋常事。整個社會環境中條分縷析的法律紅線擺在那里，在多年反復的強化中，讓一代一代的人潛意識里就有一根禁忌的標桿。
但駱聞舟明顯感覺得到，費渡不同，在他心里，這些禁忌都是游戲規則，像“鉆法規空子避稅”、“規避監管搭建境外資金通道”等行為一樣，不做是怕麻煩，有必要做的時候，他也絕無負疚感。他甚至樂于去鉆研這些“玩法”，以防哪一天用得著。
可是費渡陪著何忠義的母親王秀娟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一擲千金地在天幕上露臉，乃至于拖著一條骨裂的胳膊，深更半夜從蘇落盞的刀下救下晨晨時，駱聞舟又覺得他或許只是嘴硬心軟而已。
直到方才，有那么一瞬間，駱聞舟突然從費渡那無懈可擊的微笑與一貫的欠揍中，咂摸出了一點不同尋常的味道。
駱聞舟想起頭天傍晚費渡在車上那番語焉不詳的話，發現那原來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費渡仿佛就像一個在別的空間長大的人，好是真好，壞也是真壞，那個空間的規則和現實世界完全不同，而以費渡的聰明，大概對自己的格格不入心知肚明，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披上人皮，把自己限制在一個圈里，模仿陶然、模仿張東來，模仿一切他接觸得到的人……唯獨對駱聞舟這個年輕時自以為是、總想扒開別人畫皮的人自暴自棄，干脆任憑那身披在身上的人皮“衣冠不整”，露出歹毒的獠牙給他看。
不知為什么，這想法一冒出來，駱聞舟忽然就不想和他一般見識了，頭天傍晚直到方才，費渡種種反復無常，在他眼里都變成了有跡可循的東西，駱聞舟隱隱觸碰到他那狡猾、緊繃且不動聲色的自我保護，心里生出一點百感交集的柔軟。
這時，陶然突如其來的一個電話打斷了駱聞舟的目光和思緒。
“我們找到那輛出租車了，”陶然呼哧帶喘地說，“就丟棄在水庫旁邊，車里有一股沒散的乙/醚味，除了駕駛座后椅背上有一個鞋印外，車里沒有很明顯掙扎痕跡，我現在懷疑綁匪不止有一個，不然他怎么一邊開車一邊出其不意地控制住一個成年男人？哦對了，周懷瑾的包在車里，證件手機錢包都沒動過……嘶！”
陶然話音一頓，突然惱火地抽了口氣，駱聞舟感覺他是抽回了一句臟話，立刻問：“怎么了？”
“有人在拍照，”陶然飛快地說，“可能是從機場跟過來的，我去處理一下。”
駱聞舟掛斷電話，揉了揉眉心，簡直已經不能想象事情發酵到什么程度，真是不想再上網了，接連下了幾個命令：“綁架受害人的出租車現在已經找到了，周懷瑾身高超過一米八，不是一只手能拎走的小孩，要轉移受害人怎么也得有輛車，排查丟棄點三公里內所有攝像頭，找可疑車輛。跟各媒體打聲招呼，叫他們再起哄架秧子就給我看著辦，另外找網監部門來人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