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告訴我她具體哪一天會離開，但我知道總歸是這幾天了。
于是第二天，便向學校請了假，跑去了她家。
卻還是晚了一步。
路公館里已經只留下幾個善后的仆人。
他們告訴我，路小佳和她爸爸一早便去了碼頭。
我攔了黃包車，匆匆趕去，游輪已經入了海，只能遠遠的看見甲板上還有人在對著岸邊揮手。
春節過后，爸爸便幾乎每個星期都能回家吃三四頓飯。
等到正月過去后，他就幾乎天天都能回來了。
我學校里，按部就班的上著學。
卻明顯能感覺到學校內，在許多學生們之間流動著一股壓抑的暗潮。結合時事，我大概能猜到原因。
二月二十七日，汪精衛和蔣介石聯合發布了嚴禁排日運動的命令。
這條命令的發布，幾乎戳了所有愛國人士的肺管子。
在自己的國家被人欺負，自己的政府卻要求民眾不許反抗不許排斥，這簡直就是天大的諷刺。
我知道，上海的大學和中學里，所有的愛國學生們都在蠢蠢欲動的謀劃著一場運動。
爸爸不止一次的跟我說，讓我千萬不要摻和到這些事情中。他說，必要的時候，政府會采取暴力手段。也讓我勸勸那些跟我交好的同學，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我知道爸爸的擔心也明白他的處境，所以從來不出面參加那些拋頭露面的示威游行。只是，作為學校里被老師們一致認可的品學兼優的好孩子。
即便我想做一個低調的人。
但學生會的人卻還是會明里暗里的吸收我，想要讓我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做一個為國家發聲的愛國進步人士。
我很無奈。為了不讓自己被排擠出愛國人士的群體中，我只能選擇融入。
做一做那些活動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中的有錢人。幫著買買示威游行所需的彩紙，和印一些傳單。
而這些活動中，我也只參加對政府而言叛逆性質較低的抵抗日貨的活動。
這樣一來，即便是萬萬分的倒霉，被人發現了，也不至于影響到爸爸。
不過，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1936年夏天，在我即將順利的從格致公學畢業的前一個月。
在一次支持國貨、抵抗日貨的活動中，竟忽然多了許多巡捕，他們拿著警棍沖入人群，肆意的毆打著舉行活動的學生們。
雖然，我在看見那些人大多都沖著穿著申江大學的校服的人而去時，便有意的躲開了那些人，躲進了胡同里。
但卻沒想到，那幾個被追打的最慘的大學生居然也向著我躲著的方向跑來了。
我就像是一條并不無辜的池魚，被人持著電棍打了兩下，便識相的順勢倒在了地上。身邊到處都是‘別打了，別打了’的聲音。
我不知道是那個人擋在了我的身前，也不知道又是誰替她當初了攻擊。
當我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便被送進了醫院。
那群連累了我又救了我的大學生，不知是誰那么‘機靈’根據我的校服通知了我的學校。而學校的老師則在發現是我之后，不顧我的阻攔又第一時間的通知了我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