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地、平徭賦、免苛捐雜稅，這是讓利于民，是藏富于民，百姓的生活確實會變好，國家的元氣也會快速恢復，從長遠來看，五年內，我大楚就有望追上甚至超過宋咸平年間。
但同樣，這也會導致我大楚的國家稅計很難在五年內達到宋時七千五百萬貫的水平。
諸位臣工，七千五百萬貫多不多？若只是用來打仗，打十次北伐都夠了。
可是這七千五百萬貫要用在整個國家身上啊。
何況，咱們五年內還未必能達到七千五百萬貫的收入啊。
國家那么大，這里用一點、那里用一點，官員的官俸吃掉一筆，幾十萬大軍的兵餉吃掉一筆。地方重建家園再用掉一筆，還能剩下多少？
國家總得留下一部分備患，萬一哪里鬧了天災，賑災又是一筆。
最后能夠用到兵部、工部兵器司手里的錢依老夫看，怕是五百萬貫都沒有。
沒錢、沒糧，這個仗他就打不成，后勤的問題解決不了，再厲害的名將、再精銳的士兵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若是北伐的兵少，仗很難打贏。
去的一旦多了，遼軍也會玩堅壁清野，韓德昌這個人打仗的水平沒多高，但腦子卻不笨，要不然遼廷也不會放任他在燕云搞兩套朝廷的建制。
那個時候遼軍堅壁清野，派出來去如風草原騎兵襲擾我軍糧道，咱們去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
韓德昌這個南院大王可不是白當的。
他在燕云十六州，就是遼廷推到前線防備中原的定海神針。
誰要是小瞧韓德昌，或者小瞧遼國，那就會重蹈高粱河車神的覆轍。
第一個問題拋出來之后，寇凖緊跟著就提出了第二個問題。
“現在我大楚雖是統一了天下，但這個天下并不穩定。
大量原住在城中，風評惡劣的地主豪強為躲避朝廷的清算舉家逃出城，盤亙于鄉村，暗通款曲、密謀串結和地方府縣進行相抗。
而眼下《大楚法典》行將頒發，老夫直言望大王贖罪，此法頒行之后，地方不法狂徒只怕會更多，屆時雖無大反，卻小亂不斷。
如此勢必嚴重牽扯中央精力，叛亂和匪亂不平，則中央一日無力北伐。”
瀛洲之戰前夕，四川的王鈞作亂，擾的趙宋前線不寧，后來黨項作亂，內里又有駱永勝這么個大反賊死而不僵，弄得趙宋內憂外患無從處理。
這就是教訓。
是必須要謹慎對待的前車之鑒。
駱永勝也是頻頻點頭，深以為然。
畢竟剛才寇凖說到了《大楚法典》，他的預判和駱永勝是不謀而合的。
一旦法典頒布施行，地方必亂！
如此一來，光平叛戡亂就得牽扯中央多少精力，哪還有心思去北伐。
這不純純是找死嗎。
如此一看，這北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前置條件和準備工作量，委實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