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蔣冕與朱厚熜敘談之時，散本官拿著王瓊率領九卿《請上親政事疏》，慢悠悠的走入的內閣。
文華殿南面有金水河，河上一座白玉石橋，石橋和河水四周圍繞回紋欄桿，踏過欄桿橋迎面即有，十余間上下兩層廊房閣樓，閣樓皆覆以黃瓦，最西邊五間閣樓廊房，即為而今大明中樞之一——“文淵閣”是也。
文淵閣與文華殿相較，則有幾分略遜一籌之意，不過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畢竟文華殿乃太子視事之地。
而文淵閣固然本為皇帝藏書之所，但也無法與儲貳視事之地能夠比較。
“文淵閣”明亮大字，便立于門庭，扁牌下置紅柜，藏有三朝實錄副本，盡頭前楹設凳東西坐，其余四間皆后列書柜相隔，前楹為退下休息場所。
天順八年李賢自吏部進內閣以后，覺得坐在一旁不安，故而令人移紅柜在墻壁后，再欲設公座。
時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時，良言苦勸：“不可，宣德初年之時，宣德皇帝在此坐，往日一直不曾設公座，如何今日敢設立？”
李賢則毫不在意，反而強橫反問：“宣德初年之事，都已經陳年舊事，何須如此拘泥，但使設座，有又何妨？”
彭時并沒有給，華蓋殿大學士面子，依舊執理力爭：“此地乃出于禁內，我等臣子怎好做南朝北？”
李賢卻說：“那東邊伙房食處，卻有正坐，又待何解？”
面對李賢質問，彭時據理力爭：“文淵閣有匾額，而其他處皆無，焉能相提并論邪？”
李賢又反問：“那東閣有扁，卻依然有亦正坐，文淵閣又有何不可？切莫如此拘泥。”
彭時答：“東閣西面，而非正南，故而可以設正坐，而文淵閣則不可！”
李賢被彭時一番話給嗆到，連忙語氣不善反問：“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是沒有正坐？世上豈有居官而不正其位者？”
彭時依舊固執己見：“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宮內決然不可，如若處處想要正位，那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
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備顧問，決無正坐理。”
李賢雖然一時語塞，誠如彭時所言，難不成華蓋殿大學士，還敢華蓋殿正位，讓皇帝無座？
但其卻依舊意猶未盡，任想堅持設正坐。
直到數日之后，明英宗譴太監傅恭送范銅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禮敬的將其放置于中間。
又過數日，再遣太監裴富送圣賢畫像一副，來懸于龕后壁上，如此才停止這場相爭，從此文淵閣不設正坐，而是東西分坐，華蓋殿大學士坐東首，謹身殿大學士坐西首，且每日皆要上香行禮之后再行辦公。
不過也并非內閣大學士，就只配做偏坐，而是不能在文淵閣中間而已。
若是內閣大學士前往翰林院，則必然首座，而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反而只能側坐。
蓋內閣大學士未曾有參贊機要，入直文淵閣票擬之時，其本與翰林院同衙門，而且還是正坐堂官，因此翰林院官員，稱呼內閣大學士可稱“中堂”，而其他人卻不可。
文淵閣門額不僅懸掛牌匾，還懸掛著“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十七個明晃晃大字。
散本官并非閑雜人等，故而可以直入文淵閣，先到圣賢畫像，以及孔子與四賢銅龕行禮之后，走到東首對著楊廷和笑道：“王天官，好巧計，不肯各自辭，只想以一本奏疏意圖阿附圣人，就此了事。”
本來楊廷和與梁儲同為華蓋殿大學士，雖然楊廷和早于梁儲入閣，但期間其丁憂一次，故而東首位置原本為梁儲坐。
但是不知道梁儲是覺得服侍正德太難，或是覺得那個位置就是個火山口，或者是覺得自己才德疏才淺，還是看透了正德心思，不但沒有坐上東首，反而一再向正德提議奪情，讓楊廷和起復。
正德本就不舍得楊廷和，故而丁憂不足兩年，屢屢催促之下，繼續入京輔政。
梁儲不但沒有占據位置，反而楊廷和起復之后，還事事請示楊廷和，完全以對方馬首是瞻之相。
故而自李東陽致仕后，這個位置則成了楊廷和私人位置，拋去丁憂兩年半，其余時間都是在這個位置渡過。
楊廷和看著散本官笑逐顏開，結果奏本看了一眼之后，也笑著回答：“朝廷亦巧于批答，也擬旨褒諭之，不及辭任事。”
在其看來，朱厚熜所批答對于批答之事，已然自有一套，只是褒獎王瓊一番，但確并沒有欽點何人日講，只是含糊其辭說了一句尊崇祖訓而已。
既然皇帝如此說了，那楊廷和也不能小氣，研磨提筆，開始起草褒獎王瓊之問。
散本官這時緊接著說道：“王天官蠱惑大行皇帝，不知老先生有何想法？”
楊廷和頓時一驚，然后擱下筆墨，愕然問道：“何有此言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