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確保大明江山的長治久安，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以限制平民百姓的流動。
在明初這種嚴厲的控制政策確實得到了很好的實施，比如，有史料記載，曾有一農戶，因祖母急病外出求醫，走的時候太匆忙，竟然把縣衙開的路引給忘在家里了，結果被常州呂城巡檢司查獲，準備送法司論罪。這事都驚動了明太祖，最后明太祖法外開恩，這農戶才免于治罪，可見，明初對人口流動的控制是相當嚴密的，平民基本沒有流動的自由，想外出經商或務工都相當的麻煩。
那么在如此嚴密的戶籍制度控制下，明朝的商貿活動為什么反而興盛起來了呢？
其實，這主要還要歸功于明初實施的另外一項制度，開中制。
所謂開中制，簡單的說，就是商人自費把內地的糧食、布匹，茶、豆、麥等生活物資運到邊防，賣給當地駐軍，然后官府用鹽引補償，運多少物資，給多少鹽引，然后拿這個鹽引到鹽場去領鹽、去銷售，讓商人賺取食鹽的差價。
開中制的由來，則源于大明九邊后勤補給的問題。
明朝洪武時期為了防衛瓦剌和韃靼對中原的襲擾，設立九邊進行防御，由于九邊距離帝國的統治中心遙遠，后勤補給困難重重，為了減少這種負擔，明太祖與山西商人達成了一個協議，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幾大邊關要塞輸送糧食。
這樣，朝廷減輕了九邊補給的負擔，山西商人則獲得了合法販賣“官鹽”的資格，這就是開中制的由來。
可以說，開中制的施行，為明朝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八次北征，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耗費軍糧馬草無數，但是沒有造成漢武帝時期那么極端的民怨沸騰的局面，開中的功勞是無與倫比的。
大明朝廷嘗到了開中制的甜頭，于是便慢慢將開中制推廣開來，到了后面，凡是有駐軍防守的地方，商人都可以運送糧草等物資過去，以換取鹽引。
這樣一來，就給大明商貿活動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因為商人向邊關運送的不一定是糧草等物資，他們獲得食鹽之后，到處販賣的也不光是食鹽。
隨著開中制的推廣，大明商貿活動逐漸繁盛，各地商販也隨之發展壯大，比如最開始得利的晉商，史料就有記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當然，隨著開中制發展起來的不止有晉商，也就是山西商幫，還有山東商幫、徽州商幫、江右商幫、福建商幫、廣東商幫等等等等。
而作為金陵曾經的帝都和大明水陸轉運中心，發展更是迅猛無匹，大明正德朝的《江寧府志》記載金陵的商業鋪行就有104種，而且每種行業還不止一戶，其中“糖食鋪戶約有三十余家”，金陵商貿之繁盛可以想見。
張斌的三哥張三和四哥張軍正是福建商幫中有名的“東盛堂”兩大掌柜，這東盛堂原本為福寧州黃氏所獨有，主要從事與東瀛的海外貿易，在福建的月港和廣東的澳門都有分號，規模不算小，但也不能算大，在福建商幫中只能屬于敲邊鼓的小角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