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真宗就是差點被遼軍打到京城，才不得不下令在澶州和遼國決戰。平原決戰，對于宋軍全步兵的艱難程度來說，可想而知。再加上個不安分的西夏，趙煦覺得當初親政的時候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夢想，有夭折的跡象。
用打仗來威脅大宋，會有效果嗎？
很多時候會有。
西夏在真宗時期就有了自立的跡象，大宋早就指揮不動西夏了。可是真宗被大臣們坑的死去活來，哪朝哪代有大臣騙皇帝去前線打仗的臣子？
別的朝代沒有，可在大宋就出現了。
真宗可不想自己再一次步澶淵之戰的后塵，再被大臣們哄騙一次。再說了，西夏又不是河東、河北，對于大宋的重要性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語。不聽朝廷號令就不聽吧，真宗覺得也沒什么。最關鍵的還是他堂堂皇帝，被大臣騙去了前線坐鎮，最后還沒有打贏。這很傷自尊。
萬一要是大宋對西夏也沒有打贏，他這個皇帝就該下——罪已詔了。
低頭認錯，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這輩子都無法洗刷的恥辱。
到仁宗時期，李元昊的叛亂開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發現，西夏已經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幾場大敗之后，就連仁宗也沒有了信心。尤其是賦稅上的不足，讓皇帝和大臣們緊張萬分。
當仁宗突然發現，朝廷一年的支出超過賦稅最多的時候達到了兩百萬貫。當時仁宗府庫里至少有五千萬貫的錢財積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糧吧？
實際上，兩百萬貫對于大宋當時六七千萬的財政收入來說，根本就不值一提。尋常年景，也不過幾十萬貫。
這一刻，宛如滅頂之災般讓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慶歷新政的誘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費，之類的積弊，都是假的。要是別的朝代，加稅就能解決。而且就缺口來說，缺的并不多。調整鹽鐵稅，就能徹底解決。可是在大宋，從皇帝和官員，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才是變法能實行必要條件。
仁宗沒有想過加賦。
神宗也沒有想過加賦。
到了趙煦親政之后，也沒有想過要加賦。別看大宋的賦稅連年創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萬人，賦稅不多才奇怪。
至于說大宋的貧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務農的百姓之間的差距，讓社會底層極不穩定。可這話也是鬼話，大宋的貧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實不是地域的問題，而是職業的問題。種地的農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對糧食價格的調控太嚴。
大宋對糧價的平抑，已經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甚至可以說魔怔了。開國以來，有記錄的糧價一直維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間一石。鹽價從唐朝時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鹽在45文一斤。這樣的價格，對于畝產才兩石多的農夫來說，尤其是那些沒有土地，租種的佃戶來說，辛勞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錢。但要說，吃飯都吃不下去，也說不過去。大宋造反多，很多造反的頭子目的就很不純潔，他們是為了等朝廷招安，好做官。
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貧富差距巨大，這才是大宋的困境。
尤其是城市人口可以輕松賺取農夫的兩倍收入，但稅收卻要比農夫低的多。這導致了大宋手工業極其發達，大量有一技之能的農民，拋棄土地進入城市生活。這恐怕才是大宋最大的困境。尤其城市人口，可以個給富人做奴仆，甚至年輕女孩也可以去給富人做丫鬟小妾。別以為進入官宦之家做小妾就低人一等，小妾也要簽契約，過兩年等見了世面，還能出府嫁人。
而且給官宦人家做過小妾的年輕女子，在婚假市場上頗受歡迎。因為這些女子是見過高貴人家的規矩，是能夠傳家，提升普通人家家教的捷徑。
想要解決農業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差距，廢除解除農業稅，但這對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困境難道大宋的皇帝和大臣們看不到嗎？
不，他們都能看到，不僅看到了，還想到了可能解決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