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麥芝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
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阯，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宣宗之世，屢核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馀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屯軍為三等，丁牛兼者為上，丁牛有一為中，俱無者為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馀糧六石。后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為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田，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入稱便。
自正統后，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厘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馀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馀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偽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脅眾為亂，撫之乃定。
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
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仿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后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后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
疆埸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即按丁賠補耳。”
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歷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馀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馀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為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太祖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勛臣莊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后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
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為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