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荍，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棉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粗租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谷，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歷時，小有所增損，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荍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云、貴，馀各視其地產。
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為損益，愿人粟者聽。十七年，云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為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稹言，陜西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許任土所產，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為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
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馀從所議。”
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馀萬石，絲鈔等二千馀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后以聞。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
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衛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為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陜西、浙江，民以為便。遂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馀萬石，折銀百萬馀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馀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干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昆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頃，逮今十有馀年，猶征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鐘，曲計減蘇糧七十馀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蘇。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馀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馀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馀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核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既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