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幕府的賦稅主要分為年貢、口米、三役、運上和小普請金。
足利義滿在任的鼎盛時期，元中年間，御領年供口米約為兩百余萬石、戶稅錢分為金六十萬兩，銀兩萬貫、如果再加上幕府所主持的朱印船貿易，總計可達二百余萬貫，在幕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大致相同，甚至錢帛方面的收入還要更高上許多。
一般來說，室町初年的一戶人家有十段田的情況下，主要賦稅不算多，只需要上繳兵糧米兩石、然后根據所在地出產不同，上繳絹帛和麻布。
正常來說，一人只需要上交兩丈絹布或是三丈麻布，然后服六十天的勞役，如果沒有征發的話，就按照一天十文錢的價格收取小普請金，雖然仍有棟別錢、丁口錢這類雜稅，但相對來說，在天下承平的年月，并不算苛刻。
問題是隨著土地兼并的再次加劇，幕府好不容易從豪族莊園內解放出來的佃農，又被迫再次重新典地賣身。可是這些稅收，很大程度就是跟著人頭來算，就算實際戶主的土地已經被其他人侵占，可賦稅還是積壓在原本戶主的身上，農民的賦稅日益加重。
加上普請役往往濫用無度，而且輕重不均，勞役的地點經常遠離百姓的主持，路途上耗費的時日往往比勞役本身還多，百姓負擔日益沉重，動輒傾家蕩產。
應仁之亂后，守護林立。幕府控制的領國越來越小，可要花的錢卻越來越多，加以軍費急需，各地國守護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幕府批準，于是雜稅林立。
幕府不能檢查諸道，諸道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久受兵亂之苦的山城國首先爆發一揆，隨后的數十年內，各地一揆層出不窮。
凈土真宗、日蓮宗這樣的念宗紛紛打起驅逐守護，悉罷課役的旗號煽動信徒，推翻本國守護大名，苦于賦斂的人民紛紛參加。
長亨二年（1488）北陸道加賀一揆爆發，終于再也無法忍受盤剝的百姓揭竿而起，能登、越中、越前各國信徒群情洶涌，響應檄文，二十萬大軍蜂擁進入加賀國，包圍國府高尾城，一揆大軍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賀的通路，使幕府軍和兩國守護軍隊無法前來解圍。六月九日包圍者攻克該城，守護大名富堅政親自殺。
使得當時的幕府惶恐莫名，驚呼為“日月墜入泥土，前代未聞之無法無天。”派去的討伐軍，反被一向一揆打的大敗而回，若狹、越前近江以及整個東海道一揆層出不窮，眼看著臉近江、山城兩國也要爆發動亂。
最終迫使幕府進行稅收改革，其核心便是“萬錢懸事令”為主：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客主，以見居為簿；人無中丁，俗又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
翻譯過來就是，各國大名在征稅前應當首先制定預算，根據各國的實際支出多少，然后再前去跟本國內的豪族和百姓協商。不管納稅人口籍貫為何，誰現在這塊土地的實際所有人，誰就要實際繳納年供，而不是根據原先賬冊田籍里面所記錄的丁口來無端征收。
對于商戶也將按照原本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來征收，以前借口勞役、絹布、加征等強行攤派、勒索的惡行全部禁止，承認普通百姓之間土地自由流通的現狀，放寬對農民的束縛，恢復鐮倉幕府時期的貫高法。
貫高法在應仁之亂剛剛結束的情況下，的確讓稅收公平了許多，但事貫高在稅收時的尺度全面變為了錢，而不再是糧食和布匹為主，所以農民在出售場頻的時候，不可避免要受到大名的壓價盤剝。
即使是豐年的時候，也會出現谷賤傷農的情況，尤其是隨著戰亂頻發，導致錢價上升的局面，無形中又大大加重了農民乃至于下級武士的負擔。
盤剝大方法，永遠比減稅的時候多，鐮倉幕府時期的貫高法，還屬于是“糧錢均半”，但室町幕府改良后的貫高法則是將其他雜稅全部并在一起，以浮動價格來計算糧價得出貫稅，反而讓賦稅加重。
隨著形勢的發展，守護大名因為連年戰亂，導致支出不斷增加，原本取消的苛捐雜稅，便又重新冒了出來。
首先是延德五年，關東管領山內氏上杉顯定為鎮撫坂東八州，請求幕府允許，每貫加稅二百文。幕府準許，并命各道照此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