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青笑道，“這就是美國式政治，金錢游戲。”
程飛揚看一眼過來，道，“我們，也就要入場了啊。”
程燃透過車窗看著這條被譽為美利堅第四權力中心的地方，這條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庫，游說集團，公關公司民間組織，國際總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每天都有大量的游說集團和政客議員往來，交易政治和權力。
西裝革履的說客會在國會山為他們的企業客戶游說，很多偏向美利堅大企業的政策其實都是在這個過程中游說制定。很多團體的利益也是通過這種方式敲定出爐，甚至來自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代表都會為本國利益在這里參與到龐大游說活動中，希望美利堅制定出更有利于他們的政策導向。
在K街上，最著名的外國集團莫過于以色列，以色列游說集團是外國對美國游說的典范，以色列游說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對美利堅國會的滲透和議員的滲透，直接左右了美國對中東政策的制定，而這個政策的唯一原則就是：以色列優先。這個集團在美國國會山之中的地位幾乎不可挑戰。
程飛揚要在美國來引進技術，那么就要面臨美國各種對外國審查制度，特別是對“紅色中國”的堤防和敵意，在這種情況下單憑伏龍公司在美國布局，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別說參與公司的收購，哪怕就是對技術科技企業進行入股，都是很難通過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這關就過不了。
伏龍的戰略核心是爭奪3G高地，因此程飛揚要取得美國優勢的WCDMA芯片技術合作，核心的和非核心的，這上面要跟美國方面磨，哪些能夠合研，共享技術，一起合作，哪些無法合作，那么就進行購買，無非錢多錢少，這一套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伏龍若是單純過來，想要和這邊搞一套交換，那只是異想天開，吃閉門羹是必然的。
但如果通過K街游說，促成這些交易的達成，那就會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程燃這回隨程飛揚一并赴美，雖然手頭上剛賺了八千萬，手上還有積蓄盈余，但他并未考慮來美國投資科技企業，已經成名的，譬如谷歌這些，一來他以一個外國人身份，想要在這上面給自己碗里刨一塊，那么就有無數同樣想要入股的美國公司，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把他給打下去。太好打壓了，直接扒出他的來處，就能通過行政力量打壓來自“紅色中國”的資金。
其次，未能成名但未來看好的，也不把穩，因為他在美國這邊沒有力量存在，無法監管，那么到后面很容易就發生在多輪融資后，自己在初創企業的那些股份，會被人覬覦瓜分掉，把自己驅逐出局。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也是人性的弱點，你一不是孫正義那樣的名聲，需要創業公司依仗，二沒有在本地的資源提供，只是因為初創時投了一部分錢，就占得了大量股份，而這讓努力把公司壯大起來把蛋糕做大付出最大努力的創業者如何想？憑什么不能把你踢開？這種念頭一動，無論是多么正直的創業者和公司實際掌控人，都會生出心思來，一旦這種心思一起，那么就要演變成內部奪權大戰，現實中已經有無數這樣的案例。
為伏龍在K街游說的其中一家公司叫做LB，創始人羅伯特經營著這家從規模來說算是K街很小的公司，在K街3000多家注冊公司里面，可能前2000都排不上號，然而在華盛頓這個人口100萬左右的城市里，登記和沒有登記的各類說客，大概就有4、5萬人之眾。可想而知，一個議員往往會面對多少說客，而這之中，又有多少說客能夠真正左右議員？
“很多人以為游說是大公司的領地，小企業最終會失敗，因為小企業沒有能力常年雇傭駐華盛頓的又說代表，有沒有足夠的財力為議員競選提供政治捐款而引起議員重視，但其實這是種誤解，像是羅伯特這樣的小游說公司，如果方法得當，更容易取得成功。”孫廣振私底下給他們介紹擔任伏龍游說的代表羅伯特的背景。
“大學退學，來到國會山實習，創辦了一家政治求職網站，后面輾轉加州，擔任被指控向利比亞走私武器的軍火商的公關，幫客戶向政府推銷各種物品，從手電筒到導彈制導軟件，后來通過這層關系在華盛頓有了門路。在他四十八歲的時候，打通了給克林頓的那個電話。從此一個新的世界在他眼前打開。”
孫廣振道，“如果我們要達成協議，這么一個和白宮乃至國會山都有雙重人脈的人，伏龍和他保持長期關系，說不定能起到很大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