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楊集麻煩的這些人，不僅是五姓七宗的子弟，還是北齊亡國奴的后代。
五姓七宗為首的山東士族在北魏時期遇到了一個全面漢化的孝文帝，因此站在時代最高層，只不過河陰之變時，以爾朱榮為代表的鮮卑軍頭將北魏朝廷中的山東士族屠殺殆盡，使山東士族各大名望世家遭受重創，至今元氣未復；而北魏分裂以后，山東士族效忠的對象又是強大的東魏，以及北齊；北周滅了北齊以后，代周建隋的楊堅需要關隴貴族支持統一天下、對抗突厥汗國，再加上本人也太不相信這些舊敵，自然不會重用關隴貴族視為仇敵的山東士族。
皇帝楊堅的不信任、關隴貴族的排擠和仇視，使山東士族在大隋王朝中樞無立錐之地；他們失去執宰中樞的權力以后，自然沒有找自身原因，只會將罪責怪到楊堅和關隴貴族的頭上。所以在大隋立國之初，他們對朝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動作”，一方面動用影響力鼓動北齊故地的百姓，讓他們不配合朝廷政令，甚至時不時造點小反。
另一方面就是隱匿人口、詐老詐小，簡而言之，就是慫恿百姓不登記、不當官方百姓，去做名門望族的奴隸、佃農，去做可以逃避賦稅的黑戶。或者是登記入官籍了，但三十歲年輕人，往往把自己登記成四五歲的小孩、又或者登記為七老八十，為何要這樣呢，當然是逃避稅賦。
因為大隋稅賦制度的根本是以丁為本，國家均田給百姓，然后向丁男征稅派役。只有分了地，朝廷才會收取丁男才的租納調，老和小卻不用交租納調、也不用服役。而黑戶的話，什么都不用交。
他們這一做法，終于把楊堅惹毛火了，在高颎的建議下，先后執行了“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法，先是嚴令地方官員清查人口，根據人的相貌、年紀來檢查戶口，檢查百姓是否謊報年齡、詐老詐小。如有不實，總管府/行臺省、州、縣、鄉、里五級官吏皆要受到嚴懲，并規定堂兄弟以內的關系，皆要另立戶籍，以防隱匿，這就是“大索貌閱”，地方官員在層層施壓之下，誰也不敢馬虎，僅僅只是開皇三年，北齊舊地在籍百姓就新增了幾十萬戶，計搜得壯丁四十四萬三千余人、總人口一百六十四萬之多。
但是這還不夠，高颎鑒于“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征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營私舞弊），文帳出沒，復無定籍，難以推校”，在開皇五年奏請頒布“輸籍定樣”，楊堅采用了他的建議，規定縣令每年正月五日派人出查，令百姓五黨（五百家）或三黨（三百家）為一團，根據定樣標準劃分戶等上下，重新規定征歲差役與應納稅額，寫成定簿。利用這一手段，繼續在全國各地挖掘隱藏黑戶，不但每年都挖掘出更多百姓，而且還有效的抵制了士族豪強占有人口的現狀，從而增加財政收入，加強中央集權，為大隋的富強奠定了基礎。
在這兩項政策率先倒下的便是與關隴貴族有舊怨的山東士族，但是關隴貴族也高興不了多久，當大隋一統天下以后，楊堅大量任用南陳人士為官，令這些與關隴貴族有仇的人，來清查北周舊地，與此同時，又讓與南陳有仇的北齊人去南方搞。
楊堅這等硬撼世家門閥的魄力，可謂是空前絕后。
但不管怎樣，此時的關隴貴族依然氣焰濤天、不可一世，把山東士族和南方士族打壓半點脾氣都沒有，唯獨讓山東士族和南方士族驕傲的，便是足以當古物收藏的族譜，每每數起某某前輩高人，心中就高出關隴貴族無數個等級了，并把關隴貴族斥責為小人得志的暴發戶，可實際上，他們心里一邊在鄙夷著暴發戶，另一面卻又羨慕得去跪舔關隴貴族，以期得到想要的地位。
比如太原王氏，他們愿意跪舔李淵，李淵自己也樂意，可若想利用他們李家、拿他們當槍使，太原王氏那就高看自己了。
沒辦法，大隋時期的山東士族的地位就是這么的低賤，誰讓他們跟錯人了，且自以為是的和魄力十足的楊堅為敵呢？
楊堅沒有斬盡殺絕，已經夠仁義了。
而這些企圖在“大興楊氏”子弟楊文會身上找存在感的山東士族子弟，生怕惹來楊麗華不快，當然不敢“以武會友”了，于是王思春便朝正東方的芙蓉樓拱手一禮，然后理所當然的向楊集說道：“非是吾等不愿以武會友，而是今日乃是公主壽辰，吾等若是動武，豈不大煞風景？素聞公主喜好風雅，以吾之見，還是以文會友為佳。”
楊集冷冷一笑，直接拆穿了他們的用心：“你們自幼接受飽學之士教誨，終日與經義學問為伍，于詩詞之道也浸淫十幾二十年，料定我文學造詣不如你們，便想以己之長攻敵之短，然后踩著我的臉面沾沾自喜，你們這種做法，不僅無聊、無趣，還很無恥。既如此，何不走出芙蓉園，去找不識文字的販夫走卒比比？這樣的話，更能顯示你們的淵博。”
他們這邊的對峙，引起隔壁那座涼亭那群人的注意，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邊坐著的關隴貴族的子弟，只是這些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較低，進不了芙蓉樓的領域。
他們對山東士族子弟并不陌生，只因山東士族素來以漢家正統自居，家中沒有一件胡服，也沒有一張胡凳，他們無論在哪里，衣服、頭冠、鞋子、腰帶都是古代的樣式，這種裝束在關中大地顯得格外突出。
可是他們也不認識楊集，畢竟大興城實在太大了，而楊集又沒有在貴族子弟出沒的平康坊紅燈區廝混，所以他們不認識楊集并不稀奇。此時見到這些山東士族的子弟圍著一對年輕男女，頓時紛紛走過來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