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歷朝歷代以來，人口是衡量國勢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而人口和糧食則是朝廷考核政績的重中之重。
現在還不具備跨越太平洋前往美洲的條件，所以占城稻就是提升糧食產量的唯一殺器。
只要河湟地區、河西走廊、庭州等地都種上占城稻，楊集有信心讓涼州百姓在三年之內自給自足，并使衣食無憂的涼州之后出現人口猛漲的趨勢。等到東北、華北、黃淮、江淮、漢江、成都等等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平原都開發出來，種上占城稻，大隋的糧食基本無憂。
須知道此時的江南并未完全開發，尤其是兩湖、嶺南一帶更是煙瘴肆虐、野獸橫行的原始地帶。而云夢澤也在一年年縮小，湖水退去之后露出的土地異常肥沃。
要是把江南、兩湖和嶺南再開發出來，只要不是太糟糕的年景，基本不會出現缺糧之憂。
楊集這段時間又有些無所事事了，他見多識廣，而官員們受到思想上的束縛，眼界比較狹窄，他們認為的難題到了楊集這里，幾句話就能解決干凈。他除了每天兩個時辰待在軍營，大多數時間就是新建的涼州大學和府中的的印書院跑。
涼州大學是楊集和總管府屬官根據涼州實情，搞出來的學堂，本來在教育的設想之中，涼州將門興辦四門學、縣學、州學三學，但涼州大地不但師資力量不足，便是學子也不多，四門學和縣學還好說，但各州的州學如果開設了，恐怕每個州的學生恐怕沒有幾十個人，面對這等實情，如果每個州都開州學，純粹是對資源的浪費，于是經過大家商議，在第一批縣學學子尚未畢業之前，州學暫時不用辦，把具備入讀州學的學子統一到甘州的州學來讀，如此一來，涼州大學應運而生，而如今楊集執掌涼州大學的，便是名滿海內的大儒劉炫、劉焯。
當然，最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涼州大學開門當天，涼州總管府屬官代表推崇法治的人群與代表儒學的劉炫、劉焯，就以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
那是年后二月初二發生的事情，由于朝廷事先配合在大興城各坊公告墻張貼這場辯論的簡報，使不少名士、文士沖著二劉名頭，紛紛從關中奔赴甘州，參加了這場大辯論。
以往楊堅雖然也召集天下大儒召開大辯論，不過辯論的內容都是儒家經典義疏，為“萬法歸一”做準備，而這一次卻是上升到了法治、德治的層面，不僅與儒法兩派有關，而且與治國方針有關。故而這一場辯論舉世矚目，堪稱百年來最精彩的一場辯論。
二劉這一方執德治主張，引入了董仲舒“獨尊儒家”的思想和觀點，并旁征博引的將儒學對歷朝歷代的貢獻闡述了出來；而執法治的總管府屬官這一方，卻是以先秦之時商鞅變法為例，說明了法治給秦國帶來的好處，同時又以推崇法治的大隋王朝為例，闡述法治給盛世大隋帶來的好處。
其實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之爭由來以久，誰也說服不了誰。學術界的大師其實都知道誰也離不離誰，但很多時候出于個人、家族、得利勢力考慮，往往為了反對而反對，最終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認同誰。哪怕我辯不過你，可我就是不服你，你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