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門在盛世打著超然于世俗的幌子，拼命撈錢；到了亂世，則是以報應之說來恐嚇人，便是地方亂兵都不敢動他們。此之以外，又用轉世輪回之騙百姓錢財，有的佛徒因為被佛徒蠱惑，將勞動所得盡數捐獻給所謂的佛，自己支落了一個饑寒交迫、家破人亡的下場，可是這個時候，卻從來沒有一個佛、一名和尚去挽救他們。”
蕭穎將目光凝注在丈夫的臉上，語氣幽幽的說道：“我們家在大隋王朝算是相當有錢、非常有錢有大戶人家了，可是我們和歷史悠久的白馬寺、大興善寺、凈居寺等等寺廟比起來，頂多能有人家一半。”
“……”楊集聽得目瞪口呆，他原以為家中之財已經步入大隋頂尖之列，可是一聽蕭穎這么說，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自己這個親王、女首富之子，竟然還不如一個門派的繼承人，真是貧窮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但是楊集對于蕭穎這番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的話，卻是深信不疑。
比如說京城中的大興善寺，始建于晉武帝泰始二年，大興城興建之時，此寺也趁機擴張，足足占了整個靖善坊；而稍微次一點的青龍寺、龍華尼寺、丙明寺、崇圣寺、崇濟寺、大云經寺也是各占半坊之地，而且所在位置都是大興城北部，光是土地的價值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這些寺廟的排場一個比一個大、裝修一個比一個豪華，這些排名靠前的寺廟的正殿極盡奢華之能事，動用金玉珠寶之多、雕刻工藝之精湛，便是連大興宮三大殿也遠遠不如。
佛教在漢朝的時候，由于傳入時間不長、流傳地區有限，所以佛教信徒比較少。后來由于大量佛經被翻譯，使佛教傳播越來越廣。到了南北朝時期，眾多寺院和石窟拔地而起，佛教儼然成為天下第一大教，發展了不少位高權重的忠實信徒，其中就有蕭穎的祖宗梁皇帝蕭衍。
蕭衍晚年接連遭受打擊，便開始迷信起了佛教，他不但在都城內興建近千座寺廟，連本人也多次避位為僧，蕭梁臣子為了從并不存在的“佛陀”手中贖回皇帝，便向代替“佛陀”在人間活動的“佛使”交納了大量財富。正所謂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蕭衍之舉也使佛教在南朝極為鼎盛。
北朝皇室貴族比起南朝，堪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北魏王朝就時常興建佛寺、雕刻佛窟，并且要求奢華程度必須超過南朝，以此表示自己比南朝更加信佛，希望“佛陀”更加偏向自己。
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佛教思想迎合了亂世百姓想要消極避世的思維，而且南北兩朝的歷代皇帝既要盤剝百姓更多財富來供養軍需，又怕百姓造反，十分需要工具來讓慘遭盤剝的百姓逆來順受，于是兩朝皇帝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善于蠱惑民心、佛徒無數的佛教。
當然了，佛教能迅速壯大也與政策有關，因為僧眾不用繳納賦稅，于是被重稅高壓盤剝的勞苦百姓紛紛避入沙門，而且在大隋王朝，僧人向來逍遙于法外，罪犯們一旦犯了大罪，只要躲進寺廟之內，就不會受到法律制裁，所謂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如此了。
佛門面對上門的執法官員之時，往往也十分霸道的堅稱犯罪只要剃度出家，那就是佛門中人，世俗律法對他們無效。如此一來，便讓這個時代的佛門成為地位崇高、超然物外的法外之地。他們手中掌握大量人口和土地卻從來不用交稅，而且每天都在接受天下信徒的供奉，吞食大量百姓的血汗錢。
因為供佛而變成了窮光蛋的信徒們，也紛紛化作社會動蕩的因素，給朝廷的治安帶來了巨大壓力；佛門的瘋狂擴張態勢到了北周時期，變成了社會最不穩定因素之一，也終于惹惱本身也是佛教信徒的周武帝宇文邕，并且促使他在建德三年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