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處在東海之濱，耕地面積比不上中原諸國，加上鹽堿化嚴重，發展農業，齊國基本沒有什么出路。于是管仲因地制宜，定下“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國策。隨后把齊國劃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專門從事工商業的“鄉”就有六個。等于是把齊國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經濟特區”。而且他對進口物資征了關稅以后，便不再收一錢，至于交了交易稅的出口物資，則不再收關稅，這幾乎就是最早的免稅區。
正是得益于管仲的“改革開放”，以及創建一系列經濟政策，使積貧積弱的齊國國力日盛，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然管仲以后，再也沒有這種精通經濟的杰出人物，能夠以此治國者更是鳳毛麟角。楊集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傳承知識的媒介太少、傳承面太窄，管仲的寶貴經驗傳至今日，只剩下世家門閥之中的只言片語，可由于和管仲的年代相距太久，當下又沒有參考的案例，所以即便是家有藏書的世家子讀了，那些精簡得令人發指文字也讓他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摸頭不知腦。
其次是歷代臣子出自世家門閥，這些人出身好，不為衣食憂愁，所學知識皆以儒法兵為重，入仕以后，以鉆營權謀為重，等他們到了可以決定一國命運之時，更加不用學習經營之道。
第三，是經濟之道與儒家提倡的思想境界、政治主張背道而馳，向來被視為低賤之術，故而沒有世家子精心鉆研。即便有人繼承了一部分，可也沒有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力，甚至還被斥為“異教徒”。寒士便是抄書來讀，抄的也是可以當官的儒、法、兵，而不是‘低賤’的《管子》。
經濟學本身就沒有完善的系統理論，受眾面又是如此的狹窄，而且人的思想又受到儒家思想的禁錮，如何出得了經濟大師？
楊集所要做的，就是準備效仿管仲，將涼州打造成一個只收關稅和交易稅的“自由貿易大區”。
別的地方他雖管不著，但是他知道涼州各州各縣、各個關卡的官員都巧立名目的盤剝沒有后臺背景的中外商人，一旦“涼州自由貿易大區”設立，就能把落入不法官員和路霸的各種過路費、過關稅統統收為國有，這么一來，不僅涼州財政大漲，還能鼓勵更多沒有背景的商人來涼州經商、居住，繼而促進涼州經濟的全面發展。
“大王，您準備征收商稅？”杜如晦敏銳的問道。
“自然了。”楊集冷哼一聲道：“都是大隋子民，種田的農民要交稅、跑船的要交稅、放牧的要交稅。為什么經商的就不交呢？原因還是世家門閥、達官貴人在背后支撐著，使天下商業之所得，十之七八都流入了這類人的府庫之中。”
“別的地方我管不著，但是誰想將貨物運出涼州、運往西域，就必須獲得州牧府頒發的外貿執照，若是誰敢不交、誰敢不安分，我就取消其外貿的經營權。所以這個外貿執照，就如同是懸在商賈頭上的一把利刃，誰被取消了執照，便再無外貿之權，那等百倍、千倍的損失，誰也無法承受。而世家門閥、達官貴人所支持的商賈，乃是財雄勢大的一群，只要這群人安分守己，余者皆不足慮。”
自管仲開始，商稅便是歷朝歷代統治者垂涎的肥肉，但哪怕是漢朝鹽鐵官營，也沒有真正使天下商賈繳納賦稅，原因就是天下大商賈的背后皆是世家門閥和達官貴人。朝廷想要收商稅，那就是一頭雄獅與無數頭大老虎奪食，于是這些得利的大老虎又鼓搗出什么“與民爭利”之類的說辭鼓動天下，好像朝廷只要征收商稅，那便與天下人作對似的。
這種社會問題，也是法制問題、體制問題，更是皇帝與世家共漢天下造成的。若是寒門子弟大興、朝廷人才多源化和多樣化，那么朝廷對世家門閥的依賴會大大降低；只要朝廷在治國人才方面不受世家掣肘，那么一些改革也能在小規模的流血沖突中得以進行。
楊集也知道這是長遠的工程，沒有長期不懈的堅持，根本就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只要今天把種子種下去，終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的。
至于世家門閥的態度，楊集還需在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