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自去敦煌審理張定煌一案的蕭瑀開門已有三天了，他并沒有在縣衙之內辦公，而是在縣衙門前搭建起了一個大大的棚子，以示與縣衙不同。
門楣上那寫得大大的“為民申冤”四個字極為醒目，只是在這三天之內，整個刑曹駐地始終門可羅雀，始終無人問津。但是蕭瑀不介意、不著急。
因為張定煌已是砧板上的魚肉，要想拿下他簡單得很，可難就難在把所有罪犯一網打盡、難就難在官府建立公信力。
對于楊集的想法和打算，蕭瑀心中一清二楚，無非就是以張定煌為契機，對瓜州八大姓、敦煌六大家族下手，而方式方法就是先分化百姓和這些地方豪強的關系，使地方豪強變成無源之水，在挑起和激發兩者矛盾的同時，建立楊集和官府在敦煌的信譽。
套用楊集的話來說，那就是建立官府公信力，使百姓相信官府，在遇到麻煩和困難之時，率先想到的就是到官府鳴冤，而不是忍氣吞聲、而不是找地方‘士紳’幫忙。
對此，蕭瑀是高舉雙手贊成的。
以往，官員每到一個新的地方當官，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會見當地豪強，率先與各個豪強打好關系，他們覺得只有得到地方豪強的支持，才能坐到這個位子、才能做出一番政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府和地方豪強共治地方的規則。
在這種規則之下，很多地方官府淪為了輔佐的豪強治理地方的地位，每當當地出現糾紛之時，只要地方豪強所做之事沒有影響到自己的名聲和官位，官員們便任由他們拿著自己的名頭去行事，直到各大豪強出現糾紛時，才出來和稀泥。
地方豪強如果滿足了，便會在某個官員離任前餞行一番、歡送一下，還要發動當地百姓相送，甭管這名官員是不是真的受到萬民愛戴，但是萬民傘、德政牌、脫靴禮之類的把戲必不可少。而官員也因此得到了好名聲。但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雖然他們不敢說什么，可是他們對于官員和地方豪強干的什么破事，都是心知肚明。
這么一來，官員和地方豪強現實了雙贏，官員不僅得到了錢財，還得到自己想要晉升的名聲、口碑；豪強們則是在這名官位任職此期間，田地變多變好了、奴隸變多了、勢力也變大了。但官府的名聲也因此臭名遠揚，百姓從此不再相信官府、不再相信朝廷，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不管是換成哪個人來當官，都是官府和豪強聯手盤剝他們。
蕭瑀當了這么多年的刑曹，對這一切知之甚說、對這一切深惡痛絕，故而當楊集決定打破這個惡劣的規則、提出重豎官府權威、提出重建官府公信力時，他不僅贊同，還很樂意去當楊集的馬前卒。
若是此事真的成了，不管瓜州以后由誰治理，但民心基礎卻是有了，然后楊集在甘州頒布的一切政令就能更好更快的實施。
以蕭瑀對楊集的了解，恐怕這個過程很快就會被禮曹宣傳署以各種方式，傳遍涼州。
如果搞完瓜州，又去搞其他地方，蕭瑀估計涼州上下的大小豪強還得向楊集服軟，放棄一切特權、一切不法所得，成為遵紀守法的好子民。
這里跟其他大小州不同，其他大小州的官員本身不僅是世家門閥、地方豪強中的一員，而且是皇帝和世家共治天下、官府和地方豪強共漢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就算看得出世家門閥、地方豪強的危害，但身在世家門閥這個龐大的體系之中，他們面對一些事情時，只能用妥協的方式來逐漸化解。
但楊集身為皇族中的一員，相當于世家門閥這個體系之外的一員，他的出身注定了他以皇朝利益為重，他不需要遵行世家門閥圈子里的那種腐朽的潛規則，他要做的是，以強大的力量、強勢的手段打破這些規則，然后在此基礎之上，建立屬于楊集確立的規則，也就是楊集時常所的法治、依法治國，而這，也是任何一個皇帝希望看到的結果，同時也是楊廣相信楊集、支持楊集，授予楊集生殺大權的根本原因。
初來涼州之時，蕭瑀原本覺得楊集要想打破陳舊腐朽的規則是無稽之談、癡人說夢；然而這幾年來，涼州在楊集這套制度下，甭管是漢人，還是普通的胡人、羌人、粟特人，盡皆成了楊集各種新制的忠實擁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