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唐先前，自外蕃如突厥處買馬，秉承的原則就是‘計價酬答，務從優厚’，開天時一匹馬居然需四十匹大練絹布。如今回紇依仗協助我唐平叛有功，每年都要驅趕大批馬匹來互市，并定數強賣，國庫每年都不堪重負。”
韋皋這番話所說的意思，即是指出唐蕃政府名義的“馬市”弊端，唐朝和天朝歷代大一統政權差不多，喜好以“上國”自居，周邊國家來做生意都有“朝貢”性質在里面，為充臉面往往“計價酬答，務從優厚”，唐玄宗時期在西州（唐滅高昌國后，建西州，曾改名交河郡）馬市上，一匹上好的突厥馬也不過二十匹大練絹布而已，可一旦納入“朝貢體系”就翻番，價格飆升到四十匹，這也算是唐政府多花錢籠絡蕃胡的一項國策。
不過唐朝每年買個三四千匹馬，用于馬政配種或禁軍騎乘上，雖然錢是沒少花，可對于國防的意義非凡，算是不得不失。
安史之亂后，回紇取代了突厥成為唐政府唯一的“馬市”對象。可回紇卻強橫的多，也貪得無厭的多，每年唐朝皇帝都要送給靈州大都督二萬匹絹，專門用來賞賜回紇。可回紇不滿足，還要求唐每年必須買它六千匹馬，這六千匹可以算是“強制性基數”，此外每匹馬的價格也是相對固定的，不受市場波動影響，即四十匹到五十匹的絹布（錢和其他東西，回紇不接受）。
可問題來了，開元天寶年間唐朝正處盛世，河南、河北、江淮、東南都出產大批絹布充當貨幣的角色，那時一匹絹布價格大約只需二百到四百文錢，取最高數的話，一匹突厥的朝貢馬值四十匹絹布，大約也就十六貫錢而已；可肅宗、代宗時期就不一樣，整個北方經受戰爭摧殘，戶口是十不存一，絹布只能靠江淮、東南輸入，加上幣制混亂，使得絹布價錢飛漲到幾乎四貫一匹，那么一匹回紇馬居然相當于一百六十甚至二百貫錢，足足是開天年間的十多倍。
這也是盛世時唐朝擁幾十萬匹戰馬，而如今一個邊陲重鎮也就寥寥兩三千匹戰馬的重要原因。
回紇每年強行送六千匹馬來，朝廷必須含淚買下（肅代時期因財政困頓，甚至要大臣交俸祿錢來充回紇馬價），每年耗費平均都在二三十萬匹絹布。兩稅法推行后，皇帝李適的大盈庫一年用度也就三十萬匹絹布左右，所以所謂的回紇馬價構成唐朝政府一項沉重的開支。買了馬后，朝廷又沒錢（錢都用于買馬了）營造牧馬監，也不敢放心送給方鎮牧養，買來的馬一年都要白白死掉十之六七，第二年回紇又驅無數的馬來了......原本盛唐時期運行良好的馬政，至今已算是癱瘓。
非但如此，跟著回紇來的胡商異常狡詐，他們在得到高價賣馬的絹布后，在返程途中經過北塞駱馬互市時，用這些絹布以市場的低廉價格，大肆從黨項乃至唐軍方鎮那里買馬，次年一轉手，又以高價再賣給唐朝皇帝，這樣不但可以牟取巨額利潤，還能破壞唐軍馬政，削弱唐軍的戰備。
如果唐朝皇帝拿不出絹布來，或者還不起欠債，回紇騎兵就堂而皇之劫掠塞北、河東的人畜，并稱之為“刮城門”、“索馬值”。
所以說到這里，韋皋和高岳都非常憤怒，一致認為這個制度若是不改，唐軍永遠強大不起來。
因回紇每年給唐朝的馬匹所值近二百貫錢一匹，他們在出售河朔三鎮（即盧龍、成德、魏博，其中盧龍也稱范陽、幽州）時馬價標的也是出奇的高，每匹也要百貫錢，故而朱泚說回紇馬商在我“朱郎”的面子，你倆從盧龍那里買馬來，可減到五十貫一匹。
那樣一萬貫，也只能買二百匹而已。
于是高岳就悄聲附和韋皋說，“不如把這一萬貫錢，換個方式來得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