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乍一看，革新后的興元將兵待遇，和代宗皇帝年間的邊軍士兵待遇不是差不多嘛？
其實不然，代宗的大歷末年，為什么每年要在西北邊地投入六百萬貫的錢財？一是西北邊地荒殘，要從關東運糧食去，一石粟米運到，米價和腳力錢合在一起要一貫五百文之多；二是代宗時期，絹布絲綢的價錢也很高昂，一匹平均要三四貫之多。
但這時李適統治時期，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
首先，西北營田，和山南營田初現成效，高岳的興元府尤其卓著，
江淮東南的產米也高量穩定，源源不斷送來——現在西北邊軍駐屯地區，粟米每石所有成本加在一起，也就一貫上下（每斗一百文），比大歷年間節省五百文，而高岳的興元府每斗才七十文，也即是說每石七百文，幾乎是從前的一半。
布匹的價錢下降更是顯著，大歷年間一匹絹布四貫錢，如今一匹不過一貫五百文。
糧和布價錢一下降，花在將兵身上的這四十貫錢，可比大歷年間“值錢多了”。
也即是說，將兵這四十二貫錢，可以換六十石米，或者可以換二十八匹布，一家人足可衣食無憂。皇帝在神策軍和神威軍身上，每名士兵一年也不過三十余貫，號稱待遇兩三倍于邊軍，而此刻將兵比神策、神威猶勝。
而花在射士身上的十二萬貫錢，并不是單純用于軍餉的，因為其實射士也不用負擔軍餉，高岳將其分為了三份：
一份，用于射士出戰的賞設錢；
一份，用于鍛冶修治興元白草軍的盔甲、大小旗幟、刀劍、弓箭；
還有一份，則用于飛山五營制造大小攻城砲具，及其他守戰器械（興元府的小型水師，是用回商和回易錢支持的）。
高岳對將兵和射士的職責，也做了鮮明的劃分：
將兵，乃是常設軍力，“敵眾侵我州郡，須全力搏戰”，“朝廷防秋，須悉數出征”，“朝廷光復河隴，須聽從調遣”，這是毫無疑問的。
而射士并不脫產，并且他們耕作的稻麥或棉花，將來都是興元府極其重要的物資，所以在劉德室主持下，制定射士的“分番戍法”，把一萬一千（虛額為一萬二千）射士分為三番，如出界或防秋，抽取一番和將兵合營出動，此一番的田產由留下的二番并力耕作，務求不耽誤農時；但若是有敵人犯我州郡本境，“全射士，不分你鄉我邑，盡數出之，扼敵歸道，占據險阻，協將兵并力殲之！”
既然射士和將兵出戰時是“合營”的，那么其實兩者雖然駐防地不同，但登記到伍籍上卻是一致的，比如將兵甲和射士乙，同屬白草軍“前軍門槍兵馬使左部（將所屬的部，分左右部）第三營”，而這次乙又輪到他的番了，所以他要和所在的“撞”一道，在出征時至規定地點集合“點籍”，和同屬第三營的將兵甲的撞隊，合力列陣作戰。
故而每次如白草軍出征，實則是將兵七千，外加輪番到的射士四千左右，合計一萬一千，其余的七八千射士則擔當興元的留守——出征的每營士兵比例，即將兵的撞隊數目，和射士的撞隊數目，恰好是二比一關系。
況且興元將兵撞隊和射士撞隊的裝備上，高岳經過深思熟慮，采用了“大花小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