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說的陸贄也沒有可以反駁的，如果今年能收取如此多的賦稅，那么他也不會反對光復河隴的軍事行動。
畢竟有了軍事上的預算方案，也十分符合他始終提倡的“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
這時席位上的賈耽便對皇帝和在場諸位說：雖然詳盡的出軍會計簿還在核對當中，但仆可以給大家交個底，那就是徹底光復河隴，需用兵八萬到十萬，糜費錢谷帛合計一千二百萬貫。
聽到這個數目，筵席上頓時只剩下絲竹音樂的聲音，所有人都沉默下來，這筆數目確實很難承擔得起。
現在唐朝的財政，為什么會出現量出制入的現象，有點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國計窘迫，每年收取上來的兩稅錢和其他林林總總的收入，分歸度支、鹽鐵、戶部三司掌握，但在支出軍費、官俸、宮廷御用這三大塊后，可以說所剩無幾，中央很窮；地方上也不容樂觀，雖然斛斗米大部分留在州郡常平倉里“備水旱”，可地方政府在得到朝廷允許前是不能隨便支用的，留州的那部分錢財是固定的，斤斤計較后，往往還要負債經營，這也是通常所說的財政赤字。
中央窮，地方也不富余，在這樣的財政體系下（再加上方鎮制度），全國也沒法一盤棋，想用舉國之力發動一場暫時還見不到收益的“河隴之戰”，確實非常困難。
陸贄想了又想，便用遺憾的眼神望著同樣在沉思的高岳，意思是我實在盡力，可逸崧啊，這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畢竟朝廷當中又有人鼓吹“棄土”，也即是說有相當部分的大臣，說現在我唐西北隴山、六盤山、河套和劍南的防線已然穩固，西蕃可能一二十年都不能大舉入侵京畿地，不如索性把隴西的土地，包括安西北庭統統放棄掉，以減省軍費，換取局勢的和平，用和平再來換取發展。
對此高岳也有耳聞，尤其憤怒。
可現在整個天下的思潮，已經開始有下個朝代的雛形了，那便是鼓吹棄土，鼓吹無原則的和平：隴西的土地沒法經營，我們丟棄得了；漠北太遠，全是蠻夷，得之無益，我們丟棄好了；安南交趾化外之地，我中國占之何益？不如放棄經略罷了。
就這樣西域沒了，河套沒了，東北沒了，交趾沒了，他們縮在最傳統的版圖里沾沾自喜，吹噓什么“華夷之辨”，以供后世的某些蝗蟲們沾沾自喜，以血統論短長，以地區定華夷，一遍又一遍地在精神上閹割麻醉自己，只滿足于做出個三六九等的架子里，發狠地盤剝百姓的膏血，供養自己身為所謂士大夫精英的迷醉道統，一旦外敵占據了這些崽賣爺田的地方，便變得強大起來，鐵騎滿郊甸，攪起風塵惡時，他們找不到救國救亡的道路，更不敢讓其他人來救，于是只能聳著蒼白的鼻尖，在發黃的故紙堆里尋找“先圣的智慧”，漢唐的霸道奮昂的舉止讓他們怕得要死，因他們萎靡的身軀和精神，都不足以支撐起這種霸道來，對此他們只能發揮專長，用墨寫的東西來丑化矮化秦皇漢武，并鼓吹起所謂的道統來，什么孔仲尼后唯有孟軻，孟軻死后道統不傳，多少年后只有哪位先生接過這盞明燈來，點亮繼承了道統，否則便是萬古長如夜——至于這一位二位道學先生，把國家和百姓真的從“長如夜”的淪亡里拯救出來了嗎？真實的答案簡直不值一哂。
脫離實際的自我拔高精神，在殘酷冷峻的現實下完全不堪一擊，最終只能淪為虛化的道德標桿，以供互相攻訐和吹噓造神。
陽痿的人最忌諱別人說他不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盡一切辦法來證明三件事：
“老是**是不健康，是罪惡的”；
“古來的圣賢都是不舉”；
“我不舉沒法性生活，是因為我在精神上愛著我的夫人所致，這是種高尚的道德”。
所以當強壯的異邦人來占了宅子，占了妻女，他也只能忍氣吞聲，諂媚獻好，以“男妾之道”來侍奉取悅新的主人，且越來越精通，也越來越不知廉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