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岳當眾抬出的計劃是這樣的：
解決宣武軍這件事，牽涉到魏博、淄青兩大割據方鎮，故而速度必須要快，得趕在對方反應過來前將其雷厲風行地處理干凈，簡而言之，自現在起必須要準備一支精干的官僚班子，還有周密的軍事計劃，此外還得有詳盡的善后事宜。
最終的目標，就是要把長期半割據的宣武軍，即汴宋這塊緊要地區，變為朝廷的“腹心行中書省”。
至于開啟事端的借口，自然就是中書門下強行索取現在屬于宣武軍的亳州，要將其劃歸入隨即新設的“淮西（淮蔡）行省”，來激怒宣武軍。
“還有個備用的籍口，可雙管齊下。”高岳補充說。
那就是他先前于廬州雞鳴崗開鑿的衛公漕渠，在經壽春入淮后，又走穎水、蔡水，但最終還在要到汴州的通濟渠琵琶溝處，再入到河陰轉運院連通黃河水道，和汴宋的通濟渠（即汴水）是殊途同歸，那么便能以“保護新漕渠”為理由，發動東都、河陽、鄭滑、陳許地區的朝廷兵馬，在琵琶溝處新筑一座軍事壁壘。
而在關東新筑，甚至只是增修城池堡壘，都能觸動朝廷和方鎮間的最敏感神經，想要翻臉，對任何一方而言這個都是最便捷的路徑。
河南道，是唐王朝維系整個漕運體系的樞紐所在，安史之亂時，這里成為官軍和叛軍激烈拉鋸的地帶，長期以來叛亂、紛爭是此起彼伏，最終是唐王朝妥協，以所有州郡全不上計，把賦稅權和人事權全都拱手讓給了河南的諸節度使，來換取漕渠的周全，并希望利用河南道強大的軍隊，北抗河朔，南鎮江淮，然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愿而已：尤其是鎮守汴宋的宣武軍，很快成為不亞于，甚至是超越天雄軍（魏博）和平盧軍（淄青）的飛揚跋扈存在。
所以解決了宣武軍，并將其行省化，朝廷漕運國計便無憂了，那樣才能順理成章地進一步剿天雄軍、平盧軍，再平成德軍、盧龍軍，將這個天下再度大一統。
同時進行的，還有將腹地核心的行省適當細碎化，使其不得對抗中央的力量，并慢慢把行省的管領軍，收歸中央政權掌握，消弭軍隊作亂的源頭。
而想要完成這一切，必須要有三大條件。
一是中央和地方宰相圓議會擁有強大的貫徹力，只要對其造成障礙的，不管是皇權還是地方的割據政權，都得無情加以攘除；
二就是宰相們得嘔心瀝血，得是這個時代最強大的精英，才能在不被掣肘的情況下完成如此曠世的壯舉；
還有第三，那就是精英宰相們還得制定一套完善自洽的規制，長久掌握政統，流于后世，這種制度按照高岳設定的標準，便是“承平時代能讓相對平庸的執政，也可引導華夏往前發展拓殖；而在動亂時代，也可讓英杰們才華得到施展，挽救華夏”。
但這套制度，最終會不會毀在有巨大野心的英杰和民粹聯合的風暴里，高岳已無暇顧及，哪怕維持二三百年也好，只要有過這制度，那么巨變之世的華夏百姓之“民望”，終究會有個盼頭，有個模板，不至于斷絕沉淪，也不至于麻木不醒。
這正是高岳苦心所在，他爭斗也好，他妥協也罷，他真誠，他虛偽，莫不是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