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新的目標了！”
從奧斯卡頒獎禮回酒店的路上，楊九安突然說。
“什么目標？”
“我要努力拿到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沈亦澤微微一驚，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華人拿這個獎的難度甚至還要高于獲得最佳影片，倒不是奧斯卡組委有什么偏見，而是國內沒這土壤，沈亦澤長這么大，還從沒在電影院里看過一部紀錄片。
國內的紀錄片絕大多數都是以劇集的形式播出，院線紀錄片一年的排片量一只手都數得過來，屬實少得可憐，而且沒有受眾，愿意花錢進電影院看紀錄片的觀眾少之又少。
沒有銷路，就沒有投資，沒有足夠的投資，就拍不出足夠優秀的紀錄片。
但對安安來說，資金不是問題。
沈亦澤當即表示：“可以啊，你有什么想法盡管去拍，我給你投資。”
紀錄電影的成本頂破天了也就一兩千萬，他隨便賣個版權就賺回來了。
問題不在于錢，而在于題材。
他對紀錄片的興趣不高，只看過國內比較出名的幾部，像《中國市長》、《大路朝天》、《穹頂之下》這種，國外的就更少了，在這方面，他能給安安的幫助非常有限——等等！
他忽然想到一部由美國人拍攝，故事主體跟中國公司有關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美國工廠》。
這部影片講述了中國某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美國俄亥俄州一座廢棄的通用汽車工廠，將其改為玻璃制作工廠并雇請上千位藍領美國員工的故事。
導演通過對工廠內大量場景的忠實記錄，聚焦了企業文化、工人福利、勞資關系、國際分工體系等諸多具有深刻意義的社會議題。
這部紀錄片不僅獲獎無數，在國內同樣赫赫有名，安安要是能拍出一部類似的來，那就牛逼大了。
這事還需從長計議，在美國設廠的中國公司到底是少數，有話題有爭議又愿意接受拍攝的就更少了，等找到合適的拍攝主體，再告訴安安也不遲。
回國之后，兩人重歸工作。
楊九安整日整夜泡在剪輯室里。紀錄片的剪輯至關重要，身為《舌尖上的中國》的總導演，她責無旁貸，必須扛起這個重任。
剪輯團隊的任務是在三個月內將1200個小時的素材剪成7集300分鐘左右，工作量不可謂不大。
楊九安跟剪輯師討論了足足一個星期，將墻上貼滿索引卡，標注出不同人物與主線，看上去就像懸疑劇里某個犯罪事件的線索整理。
剪輯令人頭禿，每天晚上沈亦澤回到家，安安要么沒回來，要么就是正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看素材。
這丫頭工作起來就跟不要命似的，雖然他很喜歡安安的勤奮上進，但看見她的黑眼圈一天天變重，說不心疼是不可能的。
這樣下去可不行，他決定跟她好好談談。
房門口傳來鑰匙擰動的聲響，楊九安換鞋進屋，不等沈亦澤開口，搶先道：“沈沈，走，跟我進屋！”
沈亦澤還以為有什么好事，屁顛屁顛跟她進了屋，結果就聽她說：“我們已經把第一集剪出來了，你給看看。”
“……”
楊九安將視頻拷進電腦里，放給他看。
沈亦澤卻沒看電腦，而是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