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會兒尹子雄就接到了來自迪特的電話，正式的向他道歉，并表示等會會開個新聞通告正式道歉。
尹子雄聽到迪特這么說也就給了他個臺階，這種事鬧太大并不是兩國文化界愿意看到的，哪怕國內的一些新興電影人會一面倒的支持尹子雄，也不愿意憑白無故的破壞與一個國家的文化關系。
按照一些人的說法，當下的中國電影人與尹子雄都是當下中國電影繁榮發展的即得利益體，當然可以無視當年靠著獲獎起家的藝術導演的利益了。
事實上有個六代導演看到了柏林電影節組委會的道歉通告函后就是這么罵尹子雄的，罵尹子雄是當下商業電影的即得利益體，所以打壓排斥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
所以當記者找到尹子雄問他怎么回應的時候，尹子雄淡淡一笑。
“有人說我是當下中國商業電影的即得利益者，我拍拍胸膛應下了，沒錯，我是商業電影的即得利益者。但是，跟同樣是即得利益者的還有當下中國的電影從業者數百萬人，正因為商業電影的繁榮他們才得以生存與發展。跟我同樣是即得利益者的還有上萬家的影視公司，甚至一些老電影廠以及一些電影院線等等能提供數百萬崗位的電影相關企業。”
“即得利益者還是全中國甚至全亞洲數億的觀眾，他們看到了不一樣的中國電影，給他們的休閑生活帶來了娛樂。這么大的一個利益即得者群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虛的？他們堅持的文藝電影帶出的即得利益都有誰？電影導演與演員還有電影節吧？除了這些，誰還受益了？電影院嗎？觀眾嗎？成批的從業者嗎？”
“如果你們有心，可以去了解一下昨天論壇的真實情況。有人指控我以及中國影協打壓與排擠藝術電影的空間，威逼我放開對文藝電影的打壓。我當場就說得很清楚了。一，影協不是我尹子雄影協，我左右不了。二，影協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估計也不會有打壓文藝電影的行為與計劃，不要什么屎盆子都往影協頭上扣。”
“我并不反對所謂的藝術電影，甚至今年由我公司投資，我做監制的一部批判的文藝電影還會在國慶檔上映。我覺得現在一些文藝片導演走進了一直死胡同，他們認為反抗體制的就是藝術，拍那些受壓迫的個例就是藝術，從城市中翻找最破爛的那塊拍下來、跑到農村去拍沒人住的房屋那就是藝術。”
“這樣的藝術是帶有強烈的受迫害妄想癥的憤怒思維的，個例全世界哪個國家都有，包括他們跪舔的西方，什么樣極端人沒有？什么樣冤案錯案沒有？什么樣的受壓迫沒有？什么樣貧窮落后的沒有？都有。但是他們拿著個例當成普遍現象來大肆的創作，放大、夸張這些個例，然后他們指著這個是藝術，展現給全世界的人民看，看，這就是中國，這就是我們那腐朽不堪的國度。”
“但事實是這樣嗎？顯然不是。這樣的電影你讓國內的觀眾怎么看？不罵你罵誰？有些導演見觀眾不買賬還站出來罵觀眾，我真的是覺得好笑了。”
尹子雄坐在酒店的大堂旁邊的咖啡廳侃侃而談，哪怕周圍站滿了同行他依然如此。
“那尹導，你說的你也拍了一個批判現實的文藝片會在國慶節上映。請問你拍的是什么？”記者問道。
“你說得不對，剛才我說的是我監制的，而不是我拍的，我導演的。你們啊，老是斷章取義，這樣很容易造成曲解原意，這樣的新聞報道可不行。”尹子雄糾正道。
當下這位記者臉就通紅，“那個，不好意思，那尹導你監制的新片講的是什么文藝內容？”
“講的是高價藥的問題，講的是仿制藥與醫藥監管的問題。講得很深入，批判得很徹底的。這是不是符合那些藝術導演所說的批判、現實主義之類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