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睿將小白從衣服里掏出，用手抱在懷里，和劉健二人坐在桌前，開始聊了起來。
“秦公子手段非凡，老朽嘆為觀止啊！”劉健瞇著雙眸，笑著說道，聽這稱呼對秦睿的態度也提升許多。
“無本求利，雕蟲末技，只是囊中羞澀，不得已而為之之事，教劉公見笑了。”秦睿面有得色，假裝謙虛而已。“不過，這個胡掌柜，守成有余，開拓不足。本來一門極好的生意，可能會被他敝帚自珍，當成秘技藏而不露啊！”
“哦，秦公子為何這樣說？”劉健忍不住好奇問道。
“若我操作，自建一個冰糕廠，然后大批量販賣。冰糕易存儲，常溫下也可以保存，可以售給酒樓，也可以沿街售賣。天津衛人口不多，但京城人口近百萬，一日即使有十分之一人能吃，一支哪怕賺一文錢，一日也可賺近百兩銀子。至于冰沙，我是不會賣的，我可以賣冰塊，很多高門富戶，夏日炎炎，缺乏避暑之物。可以建立一個大規模的冰塊制造廠，用硝石雖然效率不高，但也聊勝于無。京城高門富戶多如牛毛，消耗這點冰塊，不成問題。兩樣東西一年最好可以做5個月，年入兩三萬兩不成問題。”秦睿嘆了口氣，接著說道：“可惜啊，胡掌柜只想將這些冰鎮吃食用于酒樓，錯失發財良機啊。果然思路決定出路，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
“秦先生思路清奇，妙人妙語，果非常人能及，老朽眼界大開。”劉健靜靜地聽著秦睿的話，時而皺眉，時而低頭思索，“只是商賈之道，整日只知盤剝生民，自古商賈重利而輕義，于國無益。”
“劉公說法有點偏激啊，先秦名家管仲在《管子小匡》有云：‘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他明確的提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是一個國家的柱石，是國家組成的核心力量。”聽了劉健這個封建社會頑固派代表的言論，秦睿決定給他上一堂經濟課：“自古以來士有治國理民之功，農有農耕養桑織帛之利，工有建筑造器之利，商有百物交易之途，四民并舉，組成國家。劉公以為然否？”
劉健點了點頭，對于士農工商四民的觀點，沒有否認。
“士人協助天子治理萬民，協調陰陽；農民辛苦勞作，耕種養蠶以供養天下免收饑餓之苦，免收苦寒之艱；匠工制造萬物來保證士兵有甲胄槍械、士子有筆墨紙硯；商賈負責將天下萬物流通。天下四民原本就是各有其職，缺一不可。自秦漢始皆以重農抑商為國策，原因為何？劉公可知。”
劉健兩眼瞪著秦睿，沒有說話。
“自始皇帝始，以自耕農經濟為主，在封閉的環境中，小農容易滿足現狀，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當地主，對于統治階層來講相對好控制；匠工都被世家大族、豪門和官方所控制，沒有人身自由；士人本身就是統治階層，受到政策紅利，有仕途的升遷可能，有官方政策優待，沒有造反可能；而商人精于計算，善于鉆營，走南闖北見過世面，掌握巨資，可謂有錢又有糧。一旦商人欲壑難填，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企圖，就有可能順時而動挑動天下人造反，一旦成功就是公侯萬代。因此歷來開創大業者，都對有錢有糧的人抱有十分戒心，所以都會默認重農抑商的政策。”秦睿撫摸著小白柔軟光滑的皮毛侃侃而談，一席話令劉健陷入沉思，“劉公可否記得太祖與沈萬三之事？”
劉健微微頷首，若有所悟地樣子。
“其實，從為政者的角度上看，保護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以確保服役征派和地租征收，鞏固皇權的統治，抑制商人并無多大過錯。只是這種想法從將本求末，從根子上就錯了。”秦睿慨然道，“誠然，抑制商人能將一些造反的可能給消滅，但歷朝歷代改朝換代都是農民因為天災、因為徭役，活不下去了才干的，商人投資其中，只不過效仿呂不韋‘奇貨可居’而已。為政者如果讓百姓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試問誰會起來造反。”
“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此大治之世才能有的現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千難萬難。”劉健無奈的搖搖頭，苦笑道。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秦睿最討厭這種遇到事情上來只談困難，不談方法的做事風格。“家師曾與我講過一則故事，今與劉公分享：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劉公可知為何？”
劉健聽了秦睿盜版的《為學》節選，心有所悟，低頭細思起來。
“我觀劉公氣宇非凡，想來也是出將入相之人，不知先生對王荊公的‘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如看待？”秦睿目光閃閃，一臉壞笑，準備向劉健發難。
“呵呵，讓秦公子見笑了，老夫非是故意隱匿身份，只是我等君子之交，沒有必要糾結于身份，所以并未告知。”劉健一雙英目透射著閃閃精光，正色道：“王荊公明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初衷，是期望以理財方式來開辟國家財政稅收來源實現富民強軍，解決當時三冗問題。只是手段過于激烈，造成新舊兩黨黨爭，導致功敗垂成，間接導致了大宋衰落。”
“呵呵，也算是中肯。”秦睿用手摸了摸小白的頭，淡淡地說道：“作為改革派的王荊公不同于守舊派司馬君實的節流開支的觀點，期望通過把理財和農業發展聯系起來進行開源，再不加收農民賦稅的基礎上增加政府稅收。但王荊公錯就錯在沒有進行真正的理財。以熙寧變法中的青苗法為例，在災年或者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出面向百姓進行借貸，保護和賑濟民戶不受民間高利貸之苦，將官府變成了一個準高利貸機構，期望通過賺取利息來增加國庫收入，解決大宋冗官、冗費、冗兵的三冗問題。但問題是，這個財是斂，而非理；是將民眾口袋中的錢收到了官府手中，從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而已。再加上各級官府官吏上下其手，強行攤派，看似愛民之舉實則是害民之實。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所謂理財，無非是搶奪一部分人錢財給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說，王荊公為了一部分人得罪了另外一部分人，所以王荊公變法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