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的危險性相對來說是三種病里最低的，雖說天花也很厲害，但它的顯性癥狀、傳染原理，已經為明代醫師所熟知，甚至針對這種癥狀特點創造了疫苗。
而霍亂排在其次，因為其危險性高、致死率大，而且因為是新傳入的疾病，人們尚不能得知其致病來源，嘗試過各種治療方法，完全無效，絕大多數治療手段只能減輕痛苦。
古代就有霍亂，至少在漢代，就已經出現霍亂這個詞，但當時的霍亂和如今的霍亂不是一個病，當時的霍亂常發于軍隊，上吐下瀉，失去戰斗力。
而如今更烈性的霍亂，可以讓大片的人，拉肚子拉死。
對這種病人們束手無策，所謂的減輕痛苦，就是本來得了這個病，要拉肚子五天才拉死，吃點藥，兩天拉死了。
但霍亂的特性也很明顯，通常不過大河，是非常強的區域性疾病，人只要離開一片危險區域，問題就不大了。
最可怕的是鼠疫。
這病它不是沒鬧過，早在劉承宗從軍前，萬歷末年的魚河堡就鬧過瘟，帶走了許多人，也讓剛出生沒多久的眉把總成了忠烈遺孤。
但瘟疫來了又走，人們不知道它為啥來、不知道它為啥擴散、同樣不知道它為啥走，一無所知。
在這個世界，只有劉承宗一個人知道，它叫鼠疫，會通過老鼠、跳蚤、病毒攜帶體的口沫傳播。
一個人懷揣整個世界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它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責任。
“這兩日你不要走，就在衙門住下，我要寫幾封信，等你回東關。”劉承宗在廳中踱步，回頭道“差人送入延安，這幾封信務必親手交到收信人手上。”
武攀龍已經說過，東邊不好走的事了，山西鬧了瘟疫，是什么疫還不知道，很有可能會染到陜北，也就是說，陜北將會成為疫區。
他意識到劉承宗要送的信一定非常重要，需要他們自己的軍人進入疫區。
“我會挑幾個親信，不知大帥要送幾封信”
武攀龍在心里盤算著，這趟他得用鎮原鄉黨來送信，這樣能確保安全通過平涼府，只要經過慶陽府就能進延安。
但考慮到信使抵達延安時只怕那里的瘟疫已經傳染開來，那每條路就都必須要有兩人結伴而行。
一個倒了，還有另一個能送信。
“兩封信。”劉承宗說罷頓了頓，又搖頭道“送兩本書，救荒定疫書。”
武攀龍脫口而出“這是咱們的書啊”
他看過劉承宗編的救荒定疫書，盡管這本書刊印后只發給地方醫師和書院，也就高級軍官有那么基本，但實際上元帥府軍中但凡認字的軍官，基本上都看過。
他們大帥除了軍法條格，攏共就編過這么一本正經的書，所謂上行下效，別說是本預防傳染的醫書了，就算是本唱戲的書，元帥府都能人均票友。
而且平心而論，武攀龍一直認為，這本救荒定疫書，是元帥府東征的最大利器，因為較之朝廷軍隊，瘟疫和災荒是更可怕的對手。
這書對于瘟疫的治療乏善可陳，但普及介紹了北方抗旱、抗蝗的農作物種類，講解了小型水利設施的選址修建，還有瘟疫的初步認識、隔離與預防。
尤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劉承宗在書中將致人瘟疫的東西，形容為病毒，就是一種比蜉蝣更小、肉眼不可察的、有生命的毒蟲。
軍中普及了這些，就意味著他們進駐一片疫區，不論當地正在爆發的是什么疫情，都能大大減少軍隊被瘟疫的影響，同時最快速度的穩定百姓恐慌情緒。
武攀龍從前一直認為死人，是瘟疫的最大源頭，但他在楊耀身邊親身經歷了河湟對抗天花的戰役，這讓他意識到死人并不是瘟疫最大的源頭。
活人才是。
或者說難以受到管制的恐慌幸存者，才是瘟疫傳播的最大源頭。
而死人是很乖的，他們躺在那，一動不動，誰也別惹他們，等待與毒蟲一起消亡。
“這是我們的書，我們和朝廷是一山二虎。”劉承宗并沒有反駁武攀龍的話，他只是說“可就算二虎相爭，山就在這，山塌了，爭贏了又如何”
“有沒有瘟疫，我們都能橫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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