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是堅持開海之人，而經過了上次奉天殿朝議，王復被革職之后，他開海之決心，已經昭然若揭。
大皇帝如同正午的烈日一樣高懸，天日昭昭。
關于開海，金濂始終持有堅決的支持態度。
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的表示了，太宗文皇帝在南洋和西洋開辟航路，隨后因為種種原因，文皇帝的開辟之功的勝利果實，被篡奪了。
大明朝廷的市舶司，也僅限于管理貢舶，而不管理商舶。
開海，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但是也并不困難。
黑格爾作為唯心主義哲學的學者，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從未到過中國，卻斷言中國沒有海洋文明、中國與海不發生關系。
這種教師爺一樣論斷的口吻，因為崛起于海洋的歐洲強盜文明對世界秩序的強烈影響，蔚然成風。
最終在教育體系、學科建設等等領域，形成了一道堅定的中外壁壘，將中國排除在世界之外的封閉體系，并且將中國，固化為了一個故步自封、守舊、不思進取的形象。
這是文化入侵的結果。
朱祁鈺來到了大明，是一個市舶司、龍江造船廠、被棄置，文皇帝開辟的航道被竊取的時代，但是依舊能看到無數的海貨在大明的市集上銷售。
中原王朝始終在拓展著自己的海洋空間，而且不斷的提高著造船的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明已經由近海走向了遠洋。
串聯起了無數個“海”的概念進入了“洋”的區域，也由斷斷續續的“點”，鏈接成了區域性、規模性的路。
這些路，就是當然文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走過的路。
現在這條路被占著，大明因為沒有海軍，朱祁鈺只能先從最基礎的造船廠和工匠開始進行。
但是也不是沒有辦法擴展大明對海路、海貿的影響力。
比如朱祁鈺的御制銀幣，可以在大明境內流通、可以作為貨幣使用的銀幣，就是施加影響的重要手段。
自從御制銀幣的消息傳出之后，從倭國石間而來的倭銀越來越多，密州市舶司因為距離京師最近，也成了海商們的首選。
而且這個的確是很賺錢的買賣，鑄幣稅這個東西，其利極厚。
金濂作為戶部尚書，自問自己既有從龍之功傍身，一如既往的支持陛下的種種政令，可是到頭來，陛下去密州市舶司賺錢去了，卻沒有帶著戶部一起發財！
金濂是憤怒的，他擲地有聲的說道：“朝廷雖厚往薄來，但是所費不足當互市十分之一，自密州市舶司建立以來，貢舶之往來，不足商舶十分之一。”
金濂這段話揭露了一個大明朝貢貿易的一個事實。
那就是大明從來沒在朝貢之事上虧過一分一毫，這也是鴻臚寺卿楊善，公然在朝堂上和陛下討論朝貢賺賠的基礎。
比如在正統九年，倭國進貢倭刀3610把，但是各大名、寺社附搭貢舶達35000多柄（《日本一鑒》卷七）。
朝貢朝廷之物若是一份，則市舶司貢舶互市乃是十份，商舶私貿則是百份。
這種規模下大明與世界互市，大明是不會虧的，中原王朝與海洋不發生關系，這種論斷簡直是盲人摸象、管中窺豹。
這種規模的海貿，需要多少銀幣去做支持？
按照現在密州市舶司的行情，大皇帝拿著銀幣去市舶司換取倭銀，那是在拿麻袋往內帑裝錢！
金濂痛心疾首的說道：“陛下設鹽鐵之議，總論財經事務之事，常言谷租對朝廷之重，亦令天下繳稅納賦，更是身體力行，將有司代管皇田莊畝悉數納賦。”
“陛下啊，朝廷是陛下之手腳肱股，安能棄之如敝履？”
“陛下自登極以來，一片公心，所作所為皆為大明公道二字，雖有內帑爭利，不過是為京營厚賞而為，臣請陛下勿忘公心。”
金濂的憤怒是合理的，大皇帝賺錢不帶著朝廷，短期內自然是皇帝賺的盆滿缽滿，但是長期來看，朝廷只出不進，也不是長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