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醫學專家劉長林、吳文鼎等人也持這種意見。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黃帝內經》全書約計20萬字，這在2000多年前可以說是一部巨著。編著這樣的醫籍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在戰事連年、七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在西漢時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為醫學家編著醫籍提供了現實的條件;其二，西漢初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黃帝內經》在書名和思想內容上與“黃老學派“的密切聯系，也為只有在西漢“黃老學派“鼎盛時期才能成書提供了佐證;其三，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西漢初年名醫淳于意在接受老師公乘陽慶傳授給他的十種醫書中，竟沒有《黃帝內經》，這也足以說明《黃帝內經》不可能成書于西漢之前。
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古人認為《黃帝內經》成書為戰國時期較為可信。但也不能認為《素問》、《靈樞》所有篇章盡出戰國。元末明初醫學家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認為內經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周木《素問糾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獻集·運氣說》、黃省曾《五岳山人集·內經注辨序》等人也贊同呂復。
比較科學的觀點是，《黃帝內經》并不是由一個作者完成于一個短時間內，是多個作者跨越了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集結而成:
一、先秦文體多韻語，而《黃帝內經》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韻語，這些章節可能是先秦時期的作品。
二、與1973年長沙馬王堆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1972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壓藥簡牘、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盤“和“太乙九宮占盤“相比較，可知《靈樞》中有些篇章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有些成書于西漢更早。
三、《黃帝內經》中引用的一些文獻，如《上下經》、《睽度》等是戰國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問·寶命全形論》中用的“黔首“一詞，是戰國及秦代對國民的稱呼，而《素問·靈蘭秘典論》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則是曹魏時期出現的官名。
五、《靈樞》中個別篇章晚出，如《陰陽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陽也“句，故可斷定成于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0)頒布太初歷之后。
六、《素問》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紀年，而采用干支紀年是東漢之事。《素問》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據其先師張公秘本補入《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和《至真要大論》，實際上是另一部醫書《陰陽大論》。以其用甲子紀年，便可斷定必在東漢漢章帝元和二年(085)頒布四分歷之后;以其曾被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時所引用，因此一定在張仲景之先。
七、《素問》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論》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論》，在王冰次注《素問》時已是有目無文，宋劉溫舒著《素問入式運氣論奧》時卻將該二篇作為《素問遺篇》陳列于后。可以認為這兩篇系唐宋間的偽作。
綜合論之，《黃帝內經》成書亦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其筆之于書，應在戰國，其個別篇章成于兩漢。至于王冰之所補與劉溫舒之所附不應視為《黃帝內經》文，但依慣例認為屬于內經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