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成者王侯敗者寇。成功者青史揚名；失敗者百口莫辯，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此間愁。
孟昶投降后，后蜀還有十四萬蜀軍，如果處置不好，很難保障蜀地的安定團結。
趙匡胤馬上發布詔令，鞏固伐蜀成果，要求在蜀地的官員做到“四要”：
一要穩定社會秩序；
二要優撫黎民百姓、免稅賑災；
三要安撫后蜀官員，把他們全部留用；
四要打開監獄，赦免部分土匪盜賊。
乾德三年（965）三月，孟昶剛離開成都不久，趙匡胤就下旨：將蜀軍全部轉移到京城開封。愿意去的，每人發錢十千；不愿去的，加發兩個月的伙食費，遣散回家。
天高皇帝遠，在伐蜀總司令王全斌這兒，“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算是徹底地得到驗證了。
王全斌屬于那種能打仗也能犯法的怪獸，天不怕地不怕，比“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還過之而無不及。趙匡胤看中的也是他這一點，所以才讓他領兵來打后蜀；老趙擔心的也是這一點，所以不斷地在后面嘮嘮叨叨，又是發電報，又是給他派官。
王全斌不以為然，他還躺在滅蜀的功勞簿上，洋洋自得，居功自傲。對趙匡胤的詔令，或是充耳不聞，或是執行不力，辦起事來拖拖拉拉。
剛開始伐蜀之時，他就放縱部下打、殺、掠、搶。進入成都后，王全斌的工作更是一個字“搶”：強搶民女、強搶百姓財物。
滄海有底，欲壑難填。王全斌不懂得“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道理，更不懂什么叫“修福持戒”，他只想滿足自己一時的**。心中的洪水猛獸一旦打開閘門，火燒功德林，千年人設頓時崩塌。
有什么樣的主帥就有什么樣的兵，北路宋軍打仗行，搶東西也很行。無論白天黑夜，這些人沒有王法地在成都撒野行兇，人間天堂頓成人間地獄。
新任命的成都知府呂余慶，一到任，就有人向他報告，在藥市上，有軍校醉酒，持刀搶奪商販的財物。呂余慶立即派人將醉酒軍校逮捕，押赴菜市口砍頭示眾。此舉果然起到震懾作用，那些搶紅了眼的宋兵終于開始收斂暴行。呂余慶由此被加封吏部侍郎。
為什么打砸搶的一直是北路宋兵，而不是東路宋兵？
東路宋兵的主帥是劉廷讓、監軍是曹彬，他們嚴格執行著趙匡胤的命令，“凡克城寨，不可濫殺俘虜，亂搶財物。”曹彬是個不茍言笑之人，誰不聽將令，斬立決！如是人，帶出的必定是如是兵如是將。
所以，在成都就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一股宋軍在拼命地殺人越貨，瘋奪狂搶，一股宋軍大營不出二營不邁，厲兵秣馬，嚴陣以待。
一聽說有錢發，蜀軍將士本來還挺高興的。然而王全斌對于趙匡胤的旨意，當做兒戲，公然私吞財物，克扣軍餉。當一個人搶錢搶瘋的時候，沒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
蜀軍這些雕面惡少兒沒能保家衛國，沒能守疆保土，心中本來就有恨，只是懼怕宋軍的強大一再容忍。現在軍餉都被宋軍當官的扣下了，心里憋屈，也受夠了這幫宋軍的鳥氣，實在是忍無可忍，不想再忍。空氣中到處彌漫著濃濃的火藥味，王全斌這幫瘋子卻渾然不知。
作為降兵，此去東京，千里迢迢，背井離鄉，沒錢沒糧，前途未卜。走到綿陽的時候，十多萬蜀軍豁出去了，他們找了個帶頭大哥，推舉曾任文州刺史的全師雄作為主帥，正式舉起反旗，自稱“興**”。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王全斌手下的宋軍燒殺搶掠，惹得老百姓怨聲載道。在全師雄的號召下，越來越多的州縣加入到叛亂的隊伍，很快，蜀地竟然有十七個州都叛變了。
宋軍入川，總共才五萬人，除去在戰斗中傷亡的，有戰斗力的，王全斌手下有兩萬人，劉廷讓、曹彬手下也是兩萬人。
四萬對十萬，差距不是一點點。叛軍聲勢越來越大，很多宋軍士兵和將領在平叛中喪身而亡，叛亂事態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