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雅侍候我早膳吧。”韋寶走到案臺邊上對徐蕊道：“你來，把這些地方的畫像給我補上去，畫我的頭像，畫帥一些呀。”
徐蕊看著幾張紙上都是長方形的圖案，奇道：“總裁，這是啥？”
“這是鈔票！”韋寶喜滋滋的說出了自己發行鈔票的構想。
徐蕊和王秋雅聞言，都說好！
“用記賬的方式算工錢，算各家天地商號旗下商號的商業往來，太麻煩了，而且容易出錯。”徐蕊笑道。
“是啊，要有一樣類似銀票的憑證，一切便簡單的多了。”徐蕊也笑著接話道。
一開始，銀票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銀票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銀票”。這時的“銀票”，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銀票”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銀票鋪，并在各地設銀票分鋪。
由于銀票鋪戶恪守信用，隨到隨取，所印“銀票”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銀票”贏得了很高的信譽。
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銀票”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
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銀票”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
后來銀票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并不會危及“銀票”信譽。
于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銀票”，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銀票”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銀票。
但并非所有的銀票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銀票之后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銀票”無法兌現。
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于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銀票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銀票”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銀票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銀票發行，并“置鈔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制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銀票——“官交子”。
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銀票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銀票。
“官銀票”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并規定了流通的范圍。
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
首屆銀票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于發行量的28%。“銀票”的流通范圍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內，后來雖在陜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銀票”為“錢引”，改“銀票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銀票”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
后四川也于大觀三年(1109年)改銀票為錢引。“錢引”與“銀票”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到了元代，進一步完善了銀票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后，發現了元代使用的銀票，于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記》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銀票印制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
從此，歐洲人了解了銀票。美國學者羅波特·坦普爾說：“最早的歐洲銀票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銀票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
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銀票”則是真正銀票的開始。
銀票出現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
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銀票最早出現于四川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