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1622），由于遼東“經撫不和”，致使廣寧失陷，遼東的民眾紛紛逃入沿海的島嶼，日夜盼望明朝水師的救援。
但此時陶朗先卻不知出于何等考慮，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斬”。沈有容立即上書爭之，并派數十艘船前往救渡，獲濟的遼東民眾共達三萬四千余人。
后陶朗先因貪贓被視為熊廷弼的黨羽入獄，絕食而死，明廷以袁可立代之。
天啟三年（1623）二月，后金國駐守在復州的副將劉興祚（劉愛塔）遣生員金應魁持一封密信交給沈有容，稱“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
劉興祚本來是不滿明朝官將的欺壓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卻因為在任上秉公審斷女真人與漢人的糾紛，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發現自己無法保護漢人的合法權益，于是決心脫離后金。
沈有容將這一情況向登萊巡撫袁可立作了回報，袁可立接受了劉興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應。
劉興祚開始積極準備，決定于當年七月起事。袁可立為此向朝廷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
劉興祚是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區的，時為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眾，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爾哈赤器重與賞識，被分到大貝勒代善的正紅旗。
他參與了后金進攻明朝挺進遼沈之戰。以擊敵、追逃等功授備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將，受命管轄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南四衛之地。成為后金國中聲名顯赫的漢官。
然而后金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奴役，漢人的慘遭蹂躪，深深震動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強烈的民族大義感，而開始采取對抗行動，“奴欲鋤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
再加上袁可立“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步步為營的戰略進逼之勢，被后金掠去18年的劉興祚終于萌生逃出后金，報效國家的堅定信念。從此便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棄金歸明之路。他不懼險阻，百折不撓。
天啟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也就是袁可立巡撫登萊的第二年，劉興祚組織復州民眾逃亡，因事泄失敗后，面對愈加險惡的形勢，仍不退縮、不動搖。
他屢次通書于明登萊巡撫袁可立，表示欲脫離虎口，“自拔”歸明的心愿。
登萊巡撫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報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赍到奴酋（努爾哈赤）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叛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隨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寫免死票一紙、加銜扎付一張，付沈總兵轉給金應魁先往。沈總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迄，其后續接塘報皆云愛塔于七月來歸也。
后面因為建奴發兵攻打金州城，沈有容這段時間都沒有來過金州半島，這個事情才暫時擱置。
張盤聽韋寶問起，立時明白韋寶的用意，這是想搭上劉興祚這條線，便答道：“劉興祚與朝廷軍隊這邊暗中有來往，很多人都知道，但一直是登萊沈總兵掌握，連我也不清楚具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