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這種秀才屬于第二種，在鄉試之前還得參加一個科試。
根據“科舉成式”的規定，“官未人流者”也可參加鄉試，但從官、吏分途以及任官注重資格以后，這種情況就基本取消了。
“科舉成式”還規定，學校教官、罷閑官吏、倡優之家以及居父母喪者，不許參加鄉試。
韋寶倒是沒有這些限制。
鄉試試場設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門所在地，南北直隸的試場分別設在應天、順天二府，即今北京、南京。
考試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請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主考官的職責是出題、審卷、決定錄取名單、排定名次并上報禮部，同考官則負責協助出題、審卷。
明初，南北兩京鄉試的主考官規定用翰林官，各省則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1452），定兩京鄉試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會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舉五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平日精通文學、持身謙謹者”充任。
這一規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與巡按御史推舉，而教官本來就職份卑微，對上司的囑托也就不能不有所關照，有的甚至主動獻殷勤，致使考生們意見紛然。
于是不斷有人建議差京官往各省主考鄉試，以杜請托。
嘉靖七年（1528），世宗采納大學士張璁的意見，每省派京官或進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兩科，就因與監考官的禮節糾紛而罷。
直到萬歷十一年（1583），禮部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才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四個讀書人較多的省份由翰林編修、檢討主考，其他省則派六科給事中及禮部主事主考。
同考官也要求由進士出身的府推官、知縣擔任，教官只是“間用”，加以點綴而已。從主考官、同考官人選資格的變化，可以看出明政府對鄉試的重視，也可見杜絕科舉中請托之風的困難。
除主考、同考，還要組織一個鄉試管理班子，這個班子由提調官一人、監試官二人、供給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二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巡綽搜檢官四人組成，另有辦事人員及號軍若干。
鄉試由朝廷選派翰林、內閣學士赴各省充任正副主考官，主持鄉試，考試主要考《四書》、《五經》、策問、八股文等，各朝所試科目有所不同。各省的學政是不能主持鄉試的，學政負責主持院試，選拔秀才，并督察府、縣的學官。
八月初九為第一場，試以《論語》一文、《中庸》一文或《大學》一文、《孟子》一文，五言八韻詩一首，經義四首，初場的3道四書題每道都要寫200字以上，4道經義題則需要寫300字以上。十二日為第二場，試以五經一道，并試詔、判、表、誥一道，議論文要求300字以上，以后又有變通。十五日為第三場，試以5道時務策即結合經學理論對當時的時事政務發表議論或者見解。
儒家經學是科舉考試的主要核心內容。
宋應星為韋寶準備的便多為儒家經學的內容。
“宋先生，若是按照你這種準備法子的話，別說你才準備一百多篇文章。《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五言八韻詩，經義，初場的3道四書題，4道經義題。光是這幾項，你就至少得準備上千篇才成！五經，詔、判、表、誥，時務策這些，你至少也得準備三四千篇，合計不能少于五千篇，否則有何意義？”廖夫子爭不過宋應星，便在一旁說酸話。
宋應星本來不想理會廖夫子來著，氣道：“廖夫子，你覺得可能嗎？我準備五千篇文章？韋公子能記得住這么多文章嗎？”
“所以啊，韋公子，你還是別背誦他這些勞什子東西了，還是將心思專注于歷年鄉試會試考題為好，緣木求魚不如退而結網。”廖夫子道。
韋寶被兩個人吵的有些心煩，看樣子，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是有道理的啊。
其實韋寶已經做出了選擇，宋應星的直接猜題，并且給出摸你答案的法子，本來就是韋寶當初要求宋應星這么做的，更加符合他的水平。像廖夫子那般備考，著重于基礎知識，那還不如不要備考，把所有的經史子集再扎扎實實學一遍，那怕是沒有五年功夫，根本下不來。
只是韋寶不知道該怎么‘勸退’廖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