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雙方兩百多年的戰爭終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爆發大戰爭。
高拱的《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這篇疏中，高拱表現出了杰出的邊政謀略，針對夷狄“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愿則狂顧反唾”的本性，高拱提出了使其“進貢稱藩”的策略，用懷柔政策來使之歸順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備無患：“敕下兵部，焉飭個該督撫江林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際，將邊事大破常格，著實整頓。有當改弦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
二、凡事親力親為以察國家安危。穆宗庸碌無能，對朝政毫無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學士代答，經筵也經常不發表意見。再加上沉湎酒色，貪圖享樂，導致早逝。
明隆慶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張居正及高儀三人為顧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鑒于穆宗的庸碌無為，高拱上《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極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舊規，凡事親力親為，明辨是非，“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做到“庶事無間隔”。
這篇疏是高拱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辭十分懇切，毫無做作之態。
他詳細的敘述了祖宗的各種制度，飽含對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綱常以補政體之不足。
封建時代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三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三綱五常”體現了整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這種關系，同時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導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階、高拱、張居正、楊博，武有譚論、王崇古、戚繼光、李成梁。因此，雖然穆宗本人并不熱心于國事，但由于臣子盡責，所以這一時期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比嘉靖朝有了較大的改觀，后世史學家稱其為隆慶新政。高拱在此期間屢次上疏要求定綱常，正國是。
在《正綱常定國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義，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頑固綱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極致一一“純臣”。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衛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齊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從中自然可以窺見高拱對明中后期社會形勢的判斷。
關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說道：“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個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討耳。”高拱對此評價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誠，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當事也。
高拱評價文王忠君之德為“至德”。紂雖惡，但其仍為君也，便是臣之所當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義。但高拱同時也認為無道終會被有道所替，文王滅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認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維護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為文王辯解之后，總結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天下無可信之言。
可見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傳統士大夫式的、以維護君王權威為中興的“絕對忠誠”的思想。
所以他又說：“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
孫承宗在原來歷史中的結局是自縊身亡的，是為國盡忠的，大義上絕對沒有問題。
但孫承宗對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場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沒法與高閣老比的。
孫承宗是優秀的戰略家，能清晰認識倒對付滿人，對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戰，同時還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識人才的伯樂能力，同時還擅長筑城，練兵，防御。
但是韋寶作為喜歡歷史的人反而不會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說的越悲壯，才越能引起共鳴，才能讓更多漢人投入到反胡運動中。
因此韋寶其實一直對孫承宗的評價很高，覺得孫承宗是英雄，岳王爺也是英雄。
不過，現在孫承宗這個大英雄就在參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韋寶對于孫承宗的保留是，孫承宗既喜歡兩不相靠，沒有成為閹黨一員，也沒有成為東林黨一員，這本來沒有什么。
因為韋寶也走這樣的路線，可你兩不相靠，就等于是兩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當一個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勢力，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