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制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
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
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
至于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尖銳，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
新經濟因素建立于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并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后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
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并，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后的犧牲品。
“賠款四百萬兩，還要開放清河作為通商用途，還要準許韋寶的軍隊駐扎，他們當自己是什么？是我們滿人的主子嗎？”皇太極憤然道：“父汗，我拿到這份條約，本來都沒有打算給父汗看。”
“不必再議！”努爾哈赤果斷道：“代善，莽古爾泰，皇太極，我命令你們領三萬精銳鐵騎，以皇太極為統帥，再戰韋寶的兵馬，一定要將他們重挫，讓他們知道我們滿人的厲害！”
“是，父汗！”代善，莽古爾泰和皇太極一起答應。
三人旋即領命，出了沈陽城，各帶本部精兵。
“皇太極，你向來足智多謀，這次咱們怎么打？”代善憂心忡忡的問道。
三人在努爾哈赤面前表現的很勇悍，都是要與寶軍拼命的態度。
但現在沒必要裝了，表現反差最大的是莽古爾泰。
莽古爾泰嘆口氣道：“問皇太極，皇太極能有什么好主意？帶兵沖唄！咱們三路大軍從三個方向一起殺出，只要有一路沖破了韋寶大軍的防守，便贏了，沖不破的話，一樣是被人當成活靶子的命運。”
雖然莽古爾泰和代善都沒有多少與寶軍征戰的經驗，但兩個人并非對寶軍的火器一無所知。
只要將明軍的火器，用三十倍的威力計算，就可以得出寶軍的戰斗力。
明軍的前膛炮都是打石頭子和鐵蛋的，一發炮打出來也不知道能不能殺死一個人。
寶軍一炮只要打到建奴密集的人群當中，殺三十人真不是不可能。
皇太極想了想，他也的確沒有什么好辦法。
“不能硬沖，事實已經證明過了，正面硬沖不是辦法，咱們的兵馬不如楊古利，楊古利也絕非不善戰，這點，你們都清楚！”皇太極道。
“那你說怎么辦？”莽古爾泰瞪了皇太極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