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于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
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土地大兼并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隨后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
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并——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后的犧牲品。
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于此規律。
明代中后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干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
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于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
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
進士文官多出身于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并非貧戶。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
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
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
明代宦官也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內部互相制約，且各部均嚴重依附于皇權，明代的皇權已經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專權本質上是皇權的變態，是皇權一種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權的延伸與異化。
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
明后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
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
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后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斗爭惡果的直接體現。
明朝后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癥是綜合性的。
正如黃宗羲后來所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復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