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也要分朝代，秦朝是重農抑商，從戰國到秦朝滅亡，出了多少個個大商人？
文景之治一度零關稅，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業，口號上也沒有提出抑商。
漢武帝時期，說要打擊商人，那就是真的打擊商人，收高額的財產稅，鼓勵百姓舉報漏稅，一經舉報，十有八、九就是抄家。
宋朝是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根本沒有這樣的口號，反而強調不與民爭利，這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中國式說法。
明清的確是重農抑商的，要從宏觀看，第一關稅收入不高，第二是城鎮化低得只有幾個點，而漢唐宋在10%～20%之間。
原因是發展工商業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
但是這么大的帝國，有很強的離心力，如果都不管，很容易分裂。
像中國歷史上不太管的典型，周、漢文景、唐，三個朝代均出現了分裂勢頭，其中文景之后的七國之亂是被成功鎮壓了。
但是春秋與唐中期后的蕃鎮割據則不可逆。
很巧的是，這三個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時期均出現了工商業的盛世。
因此，寧愿政府管得緊一點，你就不要發展工商業了，于是形成了漢朝后期的大莊園經濟，大家圈地修堡壘，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還有明清時期的小農經濟。
他們要把帝國的命脈抓在自己手上。
重農抑商的產生是由當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華夏古代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農業是古代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
國家通過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保證財政收入，增強經濟實力。
而工商業會導致勞動力從土地上脫離，這樣也不便于統治管轄，不利于統治者認定的維護穩定。
因而也有一定的原因，經濟的發展水平最終還是要看實體經濟。
商業是必要的，但是要抑制投機過熱，而交易性的是滿足生產生活所需，如果沒有商業那就只能回到原始社會，或者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
韋爵爺想開放十多個通商口岸，增加大明的海關稅收，進一步把持大明商業。
并且想統管整個大明各地的水師，這樣既能省下來很多軍費，又能便于他介入大明的軍事。
想法十分圓滿，然而現實卻非常的骨感。
韋寶自己也知道這種難度非常大，別說自己是一個外臣，即便是和皇帝穿一條褲子的魏忠賢想這么做，估計皇帝也不太可能答應，更不要說大臣們了。
“海防總督衙門可以由朝廷直接管理，可以由戶部和兵部直屬管理，甚至可以由內閣直接管理。”韋寶意識到今天的言論有可能給自己惹禍之后，大有一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勢。
韋寶覺得自己這么說了，就顯得不是自己個人想牟利，自己真的是站在大明的角度想問題。
這的確起到了一點點作用，眾人聞言，神色又緩和了不少。
“不是誰管的事兒，是大范圍的開海，一定會影響內地農業。”顧秉謙對韋寶道：“把大明所有的水師都集中起來，也很有可能出現失去制衡，一家獨大，出現將領獨大的局面，這是朝廷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