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對西洋與日本進行海禁，原因在于。
西洋人心懷叵測，難以揣度。
而日本當時處于戰國時代，時局混亂，海盜海商往往混淆夾雜。
因此到了隆慶朝方才開月港徹底馳禁。
然而從明代的海貿來看，東南亞、南亞才是海貿收入的大頭。
西洋與日本是否馳禁，在當時并不重要。
禮部官員對此做法予以肯定，認為“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既非救書所招，又非舊例所載，不是朝貢船，不屬市舶司的職權范圍，應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如果海貿一旦由韋寶掌控，韋寶將成為一個新的種類，巨商之上的巨商，將會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壟斷資本出來。
因為此前還沒有哪一個人的權勢達到這種地步，能夠壟斷華夏這么大的一個經濟體的所有海貿的。
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巨商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并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
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巨商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如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借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云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據說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后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實際上頗有爭議，海述祖出海一事，時人皆知，或許是得到官方許可并納稅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瓊州。
若是如此，則明代后期允許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處。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
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后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折》寫有：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這說明那個時候的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艘到30艘之間。
這對于華夏這么大的國家，這么一點點船只往來的貿易量，可以說等于沒有海貿。
二三十艘船能運來多少東西，和一個縣城做貿易都不夠。
影響非常小。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余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許多帶口糧，于海壇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