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和客巴巴，以及一幫太監們更是懵里懵懂。
韋寶接著道：“禁止民間對海外的貿易，官方的對外貿易卻是一直沒停止的。大背景有兩點。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有重農抑商的思想。還有就是太祖爺奠定的農業社會的強大的慣性，太祖爺在明朝開國初的種種政策法規，太祖爺的治國理想可歸納起來就是，在太祖爺的治國理想中，一個完美的帝國就應該是無貧無富、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男力耕于外，女力織于內，遂至家給人足。這是太祖爺在他寫的《“男耕女織”的理想國》中曾經具體闡述過的想法。具體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陳友諒等反對武裝勢力。之后主要是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從中期開始民間違法對外貿易日益頻繁。原因主要是政治**，國家控制力下降；社會風氣大變，從純樸轉為奢華；從輕商到重商，士農工商都開始趨向于參與商業活動；嘉靖后期倭亂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慶帝開放月港。民間對外貿易更加興盛。主導力量是誰？君權強大時皇帝主導。但越到后來政治**，對地方的控制越來越力不從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貿的利潤，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賺取足矣支付邊軍軍餉的銀子，還能控制好水師，何樂而不為。”
“關鍵誰能保證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們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啟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問題的核心，非常的精準。
韋寶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會這么問。
16-18世紀的明清的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繁盛。
中國商人將絲織品、瓷器、茶葉等商品從其生產地送到巴達維亞、馬尼拉、澳門、廣州等貿易聚集地，歐洲商人則到這些貿易聚集地將商品買走，再轉賣歐洲市場。
因此，可以說16-18世紀的中國海外貿易與海外移民聯接了中國的供給與歐洲的需求，同時中國海商也從歐洲人手中掙回了大量的白銀。
這些白銀基本上是歐洲人從美洲殖民地開采的。
按照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的時間順序，即伊比利亞人、荷蘭人、英國人。
他們各自花了多少白銀購買中國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過澳門將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白銀輸入中國。
王裕巽在《明代白銀國內開采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中引用的數字：自16世紀80年代至16世紀末的20年間，葡萄牙運至澳門的貿易銀的年平均額，因已有較明確的統計數據，并獲檔案記錄和中國史錄的印證，約九十萬元至一百萬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兩到770500兩。
若以其平均數731975兩，為年平均額估算，于此期間流入中國的葡萄牙白銀為14639500兩。
這段期間，中葡貿易尚未發展起來，1567年—1580年這13間年的白銀輸入量以1580年后的半數估算，即年平均五十萬元，合明制白銀385250兩。
這一階段流入中國的葡萄牙本土貿易銀總額為5008250兩。
17世紀前30年，是葡萄牙遠東貿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運到澳門的貿易銀額，至少維持在原有的一百萬元的數額上，有的年份可能超過此數，故在此三十年間，流入中國的葡萄牙本土運來的貿易銀當不少23115000兩。
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額為42762750兩，即4000萬兩以上。
除了來自歐洲的白銀，葡萄牙人主要從事中日間的貿易，他們還將大量日本白銀輸入中國。
在16世紀的后50年中，葡人共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過長崎——澳門貿易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高達145萬公斤”，合明制3886萬兩。
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輸入的歐洲和日本白銀共計約8000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