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衛所制破壞，征兵制衰落，募兵制成為實際上的明朝兵制；朱元璋將元朝粗樸的戶籍分類制度嚴格化、規范化，增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實現“一國之家長統治”的朱氏理想社會秩序。
不過明中期后，白銀貨幣化、農產品商品化、國際貿易興盛等新因素，使土地制度、人身依附關系都產生巨變，朱元璋設計的理想社會秩序，遂難以為繼。
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國，意圖用重典求治，在他的繼承人那里也不再繼續推行。
而朱元璋自以為得計的宗藩制度，在他身后很快遭到完全破壞和全面修正，藩王不再享有護衛，經濟待遇，人身自由亦遭遇極大限制。
《宗藩條例》不斷修正，明末宗藩幾乎可以入仕，洪武分封制已名存實亡。
故而，洪武制度雖然以《祖訓》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一元”，但其由于本身多有不合理之處，以及時代推移。
洪武制度本身經歷了不停的調整和變遷，以至于面目全非、名存實亡。
洪武制度雖屬“一元”，卻蘊藏著豐富的取向，這是“多元”。
從“一元”到“多元”，是洪武制度后續命運的突破口。
洪武制度的終極走向同時，對洪武制度、尤其是《皇明祖訓》名義和形式上的遵從和維持，保護了它的“一元”地位，維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續，絕不能因為“面目全非”和“名存實亡”而忽視乃至否認洪武制度對明代制度的奠基性質和深遠影響。
好比朱元璋造了一座大房子，這座大房子的結構、形式已為朱元璋所親手做好，大匠運斤。
后代子孫時常覺得房子在使用過程中，住得并不舒服。天氣、水文、交通等新的因素影響房子的使用效果和居住體驗。
此時，他們只能“偷梁換柱”、“曲突徙薪”，重修房屋，以達致合理的境地。“祖訓至上”與“持續調整”。
“一元”與“多元”，構成了筆者理解洪武制度的主要范式。
朱元璋撤了宰相，說是權分六部，其實全部集中在皇帝身上，這就導致皇帝的工作量太大。
朱元璋非常敬業，并且也是精力充沛，一個人把活全部干完都沒問題，他兒子朱棣，勉強也能頂住，但是感覺有些力不從心了，所以就請了幾個人來給自己當秘書。
以后出啥事自己就不管了，叫秘書想辦法，秘書的辦法挺好，就用紅筆打個勾，然后交給六部去執行，如果秘書出餿主意，那就叫他們重新想。
所以從這個時候票擬權開始分給內閣。
皇帝也是要面子的，自己身份那么高貴，配的秘書肯定不能太差，所以經常讓一些五花八門的大學士來當閣臣，甚至把六部侍郎尚書叫過來當閣臣，這樣導致內閣的權力地位進一步上升，朱瞻基他就不如他爺爺他爺爺那么有精力了，所以幾乎啥都不管，票擬幾乎全權托付給內閣，當時是明朝最優秀的內閣三人組，三楊內閣，所以仁宣之治，說實話，跟宣宗的關系不大，主要靠三楊。
然后人總是越來越懶的，朱瞻基開始連紅筆打勾都懶得打了，所以他就教太監識字，叫太監幫他打勾，所以批紅權在這個時候開始向司禮監轉移。
反正明朝，誰同時掌握了票擬和批紅，誰就是真正的皇帝。
比如張居正，自己想干嘛就叫自己的親信寫奏章，然后自己在內閣票擬，擬好后，再交給好朋友馮保批紅。
明朝的宦官問題十分嚴重，主要也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批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