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在大方向上有主見，對軍事問題不外行，對關外情況非常了解，對解決后金問題很有耐心；懂權力制衡之道。
《熹宗實錄》看下來，會發現他和他爺爺一樣，抓大放小、拉一派打一派也算有一套。
具體評價天啟得分兩個階段，剛登基時東林眾正盈朝，天啟不僅被忽悠而冤枉了熊廷弼，關外還因東林大草包袁應泰的上任而連丟兩陽，直至東林大佬葉向高的得意弟子王化貞丟失遼東的最后一座重鎮廣寧，明朝徹底失去遼東，可以說情勢糜爛。
然后天啟關門放狗，清洗內政，寧錦之戰后遼西也開始收縮，后金雖拿下了廣寧，但后勤和兵力的短板使其一時間無力深入遼西走廊長期作戰，追擊廣寧潰軍時便因“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
充分表明了當時后金軍如沿途無可搶之糧用于補給，便很難獨自支撐幾萬人的長距離行軍作戰，在后勤距離上有著致命的短板。
于是，明朝開始重回熊廷弼正面收縮拉長后金補給線、兩翼鉗制壓縮后金戰略空間、后方襲擾破壞后金統治秩序的正確策略。
寧遠之戰時高第要求前線明軍將錦右的人和糧全部“歸并寧遠”的命令，正是這一策略在正面的體現。
如果不了解這一策略的背景和后金的作戰特點，就很難明白為什么王在晉、高第、王之臣連續幾任經略，甚至是從薊遼督師位置上卸任的孫承宗都主張放棄錦右地區，因為這是用慘重代價換來的血的教訓。
幸運的是，天啟在寧錦之戰后充分認識到了這一策略的正確性，把那位“兵法有進無退”的軍事家趕回了家。
天啟犯下的最大錯誤是，為了應對東林挑起的失控的黨爭，放出魏忠賢咬人時自己對局面也有所失控，魏忠賢下手太狠，手段殘酷的同時亦牽連過廣。
比如楊漣，雖然彈劾魏忠賢的奏疏顯得心胸狹隘、且影射了宮內之事而政治上極不成熟，但作為泰昌的托孤之臣，這個人的忠誠和清廉毋庸置疑，他既是東林可也是立場堅定的帝黨，其品行操守比左光斗及后來的韓、錢等人不知高到哪兒去了，所以罷官流放或者關幾年怎么都行，無論如何都是萬萬殺不得的。
這叫政治斗爭擴大化。
和萬歷比起來，天啟在這方面要稚嫩很多。
最后，如果說萬歷死得太不是時候，那么天啟就是死得太早。
這爺孫倆隨便一位晚死五年，后金都崩了。
因為他倆死的那一年，后金都在明朝幾經折騰才形成的正確戰略的壓制下，開始陷入極大的困境。
萬歷末，熊廷弼穩住了局勢，沈陽固若金湯的同時，正面防守側翼襲擾，在周邊漸次擠壓后金的生存空間，逐步集結關內精銳客軍伺機進逼，努爾哈赤一點機會沒有。
結果萬歷一死，熊廷弼被搞下去，不但兩陽丟了，幾萬精銳客軍也一波送掉，明朝喪失解決后金最好的機會。
天啟末，明朝收縮至寧遠在遼西堅壁清野實施三方布置，后金無糧陷入饑荒，史載“國中大饑，斗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
這種局面持續下去不出三年，后金必內亂。
這時候天啟死了崇禎上臺，前線總指揮換人，開始“送”糧食，“幫”皇太極解決了繼承汗位之初的最大危機。
總體而言，萬歷末和天啟末的明朝都恢復和保持了對后金的戰略攻勢。但是這兩位一死，人亡政息，當后金在崇禎二年利用皇帝的用人失誤成功地打破明朝兩翼的牽制力量時，意味著雙方的戰略態勢逆轉。
從此后金成為了戰略攻勢的那一方，后方沒有壓力，可以毫無顧忌地收拾蒙古、征服朝鮮、破口入關劫掠了。
和后面他弟弟崇禎這位小事較真、大事糊涂的繼任者相比，天啟已經是很合格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