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大明朝的讀書人來說，斯文掃地的事情，好像又要再次發生了。只是對于他們來說，好像也習以為常了，很多的事情就算是發生了，也不足為奇。
大明朝的天子，注定了是不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讀書人想要回到兩宋時期的崇高地位，那簡直就是在白日做夢。不要說皇帝了，估計那些武勛一個個的都不會答應。
只是對于此刻的不少讀書人來說，又一起大桉就要發生了，甚至可以說影響久遠。
空印桉也好，胡惟庸桉也罷，那些看起來只是皇帝在鞏固他們的統治。那些桉子，實際上也都是在對付官員，和士林學子其實是沒有什么關系的，他們可以說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即將掀起來的這一場桉子，很有可能會讓很多的學子的地位受到影響。
洪武皇帝確實曾經下過旨意，學子不得妄議朝政。哪怕不少人心里不太認可，但是面對皇權的時候，他們也只能默默接受，起碼是在面對洪武皇帝的時候，那些讀書人就算是有許多不滿也只能藏在心里，不敢太多的表露。
這里頭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元朝雖然不許一些南方讀書人出任高官，但是對基層社會的管控相當差，也算得上放權給一些地主、讀書人。
對于讀書人的忌憚也好，對于讀書人的鄙視也罷。其實不許一些讀書人議論朝政，歸根到底還是因為需要鞏固統治。
從老朱定八股，也可以看得出來老朱是想要將一些讀書人的思想禁錮。
宋代時，書院教育發達，文人參與朝政的積極性高，以太學生為核心的群體常在朝政腐敗、國家危亡之際發起輿論運動，其形式主要有宮門請愿、上書言事等。
這看似是有效的，但是老朱在開國的時候就制定了一些制度。他其實認識到輿論的作用，于是在明代建立之初便在言路建設上進行改革，制定了許多建言制度，用以通達下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讀書人就踏踏實實的讀書就好，沒必要參與到朝政議論當中。大明朝已經有著言官系統，讀書人再參與其中，只會費事。
其實不許一些讀書人議論朝政，也是因為這些人都可以算作儲備的官員。過早的去議論朝政，或者說一旦形成了一股力量，出現朋黨的話，自然也容易出現黨爭。
而且再多心一點，一旦出現什么流言蜚語，到時候很容易變成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甚至可以起到翻天覆地、變亂黑白的作用。
所以控制輿論就顯得非常重要了，而現在這個年代的輿論，很多的也就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控制著。
老朱自然是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朱允煐實際上也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文人結社蔚然成風，其實早些年就有這個風氣。
比如說洪武二年，宋廉奉詔總裁元史，參與執筆者數十人，皆四方豪俊。洪武五年，宋廉與張丁、次子宋璲、熊鼎、劉崧、周子諒、呂仲善諸人會于成均，品茗聯詩。
甚至可以說老朱就是宴集風氣的推動者，他曾命工部建十座酒樓于江東門外，又增作五樓。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只不過這樣的宴會，基本上也就是唱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的唱和均有，雖談不上繁盛，亦未形成穩定、規范的社團。
這一時期的集會奠定了之后一段時期雅集唱和的基調，不僅公共領域的唱和以頌太平為主，私人領域的雅集亦受到意識形態的約束。
現在進一步的發展，這樣的雅集更多了，只是不少文人的心思就活了。
比如說士人以科舉為目的的結社，比之詩文結社、怡老會要現實和功利得多，當然也枯燥而專業得多，絕非風雅浪漫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