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家明回去之后把他曾祖父的名字問到了，你猜怎么著？”子琪興奮的眼睛亮亮的。
“還能怎么著？應該是民國時期的大名人吧。”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豪宅里，沒有兩把刷子怎么行，早被人趕出來了。
“不但如此，他與你曾外祖父都是同盟會早期成員，還一起參與過辛亥革命。我在百度上分別查找了他二人的小故事，發現他們之間不乏交集，肯定是認識的關系。”
“真的？”竟有如此巧合之事，朝露也十分驚奇，“在哪里，我看看？”
子琪把手機遞給朝露，后者默讀半晌，一臉茫然的抬頭看她，“這是文言文？”
“一半一半吧，那個年代的敘事風格，怎么，你看不懂？”
“除了一堆人名和沒聽說過的地名以外，確實不知道這個故事在說什么……”
子琪絕倒，行吧，眼前這只雖然不是完整的香蕉，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聽說能力杠杠的，讀寫卻要差一些，更何況現在看的還是一百年前的歷史記錄。
“梁維亞是湖北麻城人，主要在湖北發展會員、擴充新軍，并擅長偽裝，即使被清政府通緝仍然不斷變換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時人戲稱他為’梭子魚’，意謂滑不溜手、難以捕捉。武昌起義前夕更在荊州將軍衙署附近開了一家店鋪，假作商人負責聯絡工作，常往武昌會晤準備起義的諸位烈士。無奈消息走漏，1911年10月9日，其中三烈士被捕，從容就義，梁維亞悲憤填膺，四處奔走呼號—‘今不起義，我等將死無葬身之地’！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12日漢口成立軍政分府，他擔任參軍兼軍法官，27日左腿受傷，仍率領軍政分府衛隊與都督府督戰敢死隊，連戰三日后退守漢陽。都督黎元洪派他赴長江下游策反，11月初抵達上海，成功說服江蘇巡撫程德全，江蘇省從此改用民國旗幟。事畢后回滬，成立援鄂敢死團并擔任營長。”
子琪喝了口水，潤了潤嘴唇便接著說道，“再看沈若青，他祖籍浙江紹興，因祖父、父親兩世在河南當地做官，主要在許昌、汝寧、開封等地長大。1902年，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回老家河南項城為其生母劉氏治喪，因沈若青的父親與袁世凱有舊交，若青隨父拜訪袁。袁見沈若青舉止文雅、談吐不凡，囑令他赴天津作其助手，然而他在目睹清廷**和國弱民窮的現狀后，選擇游學東瀛，尋求救國救民的新知識。1908年，留日學生受同盟會派遣先后回國，沈若青以啟迪民智為急務，自籌資金開辦閱報社、白話演講所、放映從日本引進的電影幻燈片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武昌起義爆發后，沈若青擔負政治學術界的聯絡任務，和從武昌返回開封的張鐘瑞一起組織河南革命黨人策劃在當地響應，定于12月22日夜里以點火為號發動起義。因內奸告密，參加會議的領導骨干均被逮捕。12月25日，張鐘瑞等11名義士慘遭殺害，沈若青經多方營救出獄后戴上假發辮秘密奔走，將暴尸荒野的諸烈士遺體，殮葬于開封南關官坊義地。他的行跡讓清廷當局大為震驚，立即通緝懸拿。沈若青只得喬裝星夜出走，繞道天津至上海。事后由于他持續的奔走呼號，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在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下，解決了烈士家屬的撫恤和烈士遺骨的遷葬問題。”
雖然子琪已經盡量把文言文翻譯成大白話，但兩大段不喘氣的說下來，朝露照舊聽得云里霧里，“一個在湖北、一個在河南，兩個省離得老遠，就算中間都跑路去過上海，好像也不是一個時間啊？再說上海老大哩，即便都是同盟會中人也不一定碰的上吧。”
子琪無語，“你這中國地理怎么學的？河南就在湖北上面。”
“哦……”朝露慚愧的低頭，“雞肚子那里我確實一直搞不清楚，只是聽一個河、一個湖，下意識就認為它們肯定不挨著。”
“距離只是次要的，關鍵是兩人的小傳里都曾提到后來慷慨就義的張鐘瑞，他是河南籍的留日學生，與沈若青早在東京便已結識，又同梁維亞一起在武昌起義。”
“這只能說明張鐘瑞分別與兩人認識，并不代表梁沈兩人認識啊。”
“你傻啊！在武昌起義里梁維亞發揮了關鍵作用，張鐘瑞在河南組織策劃當地起義時為了鼓舞人心一定宣講了他的事跡。我查了歷史資料，那之前同盟會和其前身興中會在中國各地發動了大小12次起義，無一不失敗，直到1911年10月10日，這次由同盟會中部支部的外圍組織共進會和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方才引發了各省響應宣布獨立，導致清帝退位。而梁維亞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前身群治學社的創始者之一，即便之后群治學社一分為二，他作為共進會骨干，與文學社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甚至在眾人猶豫不決時，推了他們一把，卻步不前是死，還不如拼一把搏個活路，頗有幾分陳勝吳廣‘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