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大概就是這樣了。”周軍有些疲倦的合上了手里的病歷夾，“除了三臺需要穩定傷情擇期進行的手術以外，其他人的手術全部完成。”
包括孫立恩的治療組在內，所有在搶救室里的醫護人員都圍在周軍身旁，靜靜聽著他的情況匯報。雖然這兩天很累，但好在最后還是獲得了最好的結果。除了事情告一段落的放松以外，大家也都為治療結果的反饋感到由衷的高興——這么多送來四院的患者，沒有一個死亡病例。這幾乎和奇跡沒有什么區別了。
“至于特殊病人……”周軍的話還沒說完，他把目光投向了孫立恩，半是描述情況半是提醒道，“實驗性藥物已經用了四天，雖然新型的抗生素對于感染的效果很好，但他的身體狀況依然非常不樂觀。”
阿波霉素的抗菌性毋庸置疑，但這并不代表它就能解決黃炳賢身上的所有問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會加重黃炳賢所面臨的危險。阿波霉素大量殺死細菌的同時，也會導致那些盤踞在黃炳賢心臟中的贅生物剝落。而這些剝落的贅生物一方面會露出被蠶食的心臟瓣膜，導致他的心臟功能進一步衰退，同時也會隨機堵塞在他全身各處的血管中，導致不可預測的器官缺血性壞死或者肢體壞疽。
“目前能夠確定的是，特殊病人現在出現了脾臟缺血性壞死。”徐有容對周軍的匯報進行了補充，“但是由于栓子的性質問題，我們無法對這個部位進行進一步的治療。不論是手術切除壞死部位，還是通過介入手術重開血管都不行。”
重癥感染的情況下，進行手術幾乎等于送死。而細菌栓被介入手術疏通后，因為栓子無法被全部剝離，必然會有很大一部分細菌栓被打成更細小的碎片重新進入血液循環中，并且造成更大范圍的隨機微小血管堵塞，因此也不能進行。
“目前來看，只能進行保守治療。”徐有容總結道，“和臨床藥師以及實驗單位溝通后，他們建議對患者提高阿波霉素的用量，從現在的每次0.5毫克提升到最少每次2毫克，用量也從每天兩次提高到三次。”
也就是說，要從每天1毫克阿波霉素的用量，猛的提升到每天6毫克。藥物劑量一口氣提升了六倍。
“同時，我建議準備對患者進行ECMO治療。至少也要有這方面的準備。”徐有容繼續提出著自己的建議，“從目前的心臟彩超情況來看，患者的心臟功能衰退已經成為定局。提高了抗生素用量后，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要面對他出現嚴重射血分數下降的問題。再配合上他目前的肺部感染，如果沒有ECMO支持，等大劑量抗生素生效之后，就是患者死亡的開始。”
徐有容用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來描述情況的嚴重性，“患者的基礎疾病決定了他不具備接受器官移植的條件，而他現在的身體狀態也不可能接受瓣膜替換術。除了ECMO以外，沒有第二種治療方法可以使用。”
周軍沉吟了一會后對孫立恩道，“你和有關部門聯系一下，畢竟ECMO的治療費用是很高的。如果他們承擔不了這個費用，那就要提前做準備了。”
提前做的準備是什么類型，這個不需要明說孫立恩自己心里也清楚。至于有關部門能不能接受ECMO的治療費用嘛……孫立恩心里更傾向于不能。畢竟他們自身不產生效益，所有的資金都來自于財政撥款。光這段時間的治療費用就已經夠他們頭疼了。就算黃炳賢再怎么有價值，對他進行幾乎看不到頭的ECMO治療也實在是有些難為人。啟動費用差不多六萬塊，而維持費用就更夸張了。像黃炳賢這種患者，同時有不明細菌重癥感染、真菌性肺炎和HIV的狀態，每天最少要差不多兩萬元。
而ECMO一般平均運轉時間最少也要十天，也就是說，黃炳賢接受一次ECMO治療，有關部門就得拿出至少26萬元的費用。而根據統計數據，接受了ECMO治療的患者，有大概30%能活下來。
用緊張的財政經費，去賭一個可能有審問價值的犯罪嫌疑人能不能在30%的幾率活下來？納稅人的錢可不是拿來這么亂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