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國，導致醫生們誤診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工作壓力和疲勞所占比例也非常巨大。孫立恩能夠達到18%的平均誤診率，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本身能力多么出眾，而是因為每日處理的病例有限，而且在不直接接觸患者的前提下，他能夠花更多時間，更多精力在每一個個案中。并且幾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對每一個病例進行任何他想做的檢查，完全不用考慮患者家屬是否能夠承擔的起檢查費用，或者他們愿不愿意配合。
孫立恩的情況屬于特例，毫不夸張的說，在實驗樓的“第九診室”中，孫立恩絕對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里過的最滋潤的醫生。而現實情況卻和這種理想狀況天差地別。
項目組會提出AI診斷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能夠通過一套基于云服務的AI算法，給醫生們提供一個不會有任何怨言，也不會因為疲勞和工作壓力出現失誤的“第二意見”，那么必然能夠顯著降低誤診率。
然而目前看來，老東西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
·
“就這兩個文件簽字是么？”第二天早上，孫立恩在醫院里接到了林夫人的電話。四院并沒有精神病科，因此在和孫立恩見面簽完了實驗組的相應許可和通知后，吳友謙帶著人直接把孫立恩和林夫人，以及林強接到了寧遠醫學院附屬醫院。這里有精神病科，可以接診被初步診斷為“慢性疲勞綜合癥”的林強。
林夫人和孫立恩一起去收費窗掛了精神病科的號，從掛號到交錢，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都避著林強。為了防止中間出點差錯，就連掛號的項目都寫的是“特需門診”。
“你最近確實覺得身體很不舒服，有肌肉疼痛……”負責接診的醫生是吳友謙頭天晚上就叮嚀了幾百次的精神科副主任。作為一家醫學院直接附屬的大型三甲醫院副主任，梅主任本來應該是很有排場的那種。只可惜吳友謙在梅主任上學的那年就已經是院長了，師長有命，學生實在不敢炸刺兒。梅主任只能老老實實的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直接開始診斷。重新問診了一遍之后，他借口“需要最后會診”，讓林強先去吃個早飯，自己則去了吳友謙和孫立恩待機的房間。
梅主任摘了口罩，對兩人道，“診斷成慢性疲勞綜合征沒有問題，如果沒有CD4細胞絕對計數下降的話，其實我更傾向于群體性癔病。”